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32)

当代诗歌最大的困境，就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艺术，它身上那种曾经不可替代的意义建构功能，在这个新媒体异常丰富甚至爆发的时代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不仅是文学艺术内部的问题，更是社会物质形式的问题。诗歌在当代世界只能吸引少数人，在同影视包括短视频、游戏等新兴艺术门类的竞争中，在低级意义（快感）的生产方面，诗歌没有竞争力，在高级意义（经验，思想）的生产方面，它的相对优势也越来越少。如此下去，最后它所能够剩下的，恐怕真的只有那种“语言的欢乐”了。
这种竞争力的丧失，除了诗歌艺术形式本身的硬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的异化，我们身处一个专业化和分裂、隔绝的世界。荷马可以在史诗中处理农夫和马夫、铁匠和武器匠的生活和工作，而当代诗的写作者则很难同时真正了解和理解外卖员、互联网大厂员工、跨国企业高管的生活。因此，诗歌写作者应当有意识地、更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用曹僧的话来说，就是感受敲代码的那种身体感受，感受种种工具化生活的撕裂和压抑。这也是我前半场发言强调话语性的原因之一。
此外，我还想提倡诗歌的类型化。类型化的现象在一个文类内部发生，并不是文类的堕落，而恰恰是文类的成熟，它是这一文类形成了稳定、有效的社会意义生产机制的体现。当代诗人或许可以有意识地在诗歌内部发展出内容和形式相对统一且有生命力的不同子类型，比如科幻诗、游戏诗等等，最终依托类型重建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在形式上同其它媒介结合，利用其它媒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利用诸如微信、小红书等新媒体来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更高的期待就是我们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能够带有更开阔的想象力。

诗人刘洁岷刘洁岷：今天听到的，所涉及到的论题都非常清晰，也很犀利。比如光昕，他给出了桃子表皮、桃肉和内核的比喻，比如章斌的水面小鱼与深水大鱼的境遇说，比如东东，以政治和封建分封话语勾勒了某种诗歌评价状态，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我也可以相应作一个比喻：古代地标——“九十年代诗歌”现已纯粹成为一个虚妄概念，而不能够真正地涵纳九十年代诗歌实际情况，在论文和评论里还有很多相应的命名，“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后口语”“学院派诗歌”“中年写作”“抒情转叙事”……这些命名就相当于一些路障式的标志物，凸显、笼罩在当代的诗歌话语上——自2000年以来，作为须臾不可或缺的学术话语笼罩、席卷着人们，似乎难有一人逃过。年轻的、相对年轻的学者，面临的是一眼望到头的作为学术动物的未来，感到忧心甚至恐怖。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悚然，不得不觉醒，这就不仅仅是个体对所谓“九十年代诗歌”有无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