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24)

下面我简单而有限地归纳一下我们的态度和观念。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之所以发起这样一个讨论，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赚点流量，而是出于一个诗歌批评家最基本的职责，它本身并不崇高，其实也不需要强调这种行动的孤勇性质，只是越来越多的诗歌观察者渐渐形成一种共识，由我们作为这种共识的代表率先发声而已。但在当下这种积弊难返的状况中，台面上的知名批评家们早已丧失了原始的批评精神，放弃了与时代之间的张力，转而成为筑就诗坛坚固平滑空间勤勉的泥瓦工，成为权威的表扬家、吹鼓手和点赞专业户。尽管它们内心里常常陷入矛盾和内疚，但他们的象征性人格已经代替了他们真实的人格进入了当代诗歌评价体系当中，并扮演了结构性的重要角色。诗歌现状和批评现状要想改变，批评家就要首先勇敢地撤出那些安全和舒适的象征性位置，重新获取他们天赋的诗学命名权和自由批判人格，建立起他们的责任伦理，围绕这种批评行动去建立新的诗歌评价体系。
诗歌如果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纠正力量，那么批评的天然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诗歌。
“九十年代诗歌”的缔造者们，作为一种诗歌家长，迟迟不肯退场，给诗坛带来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九十年代诗人”的僭主化，如果存在一种诗歌政体的视野，以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九十年代诗坛的权力分配特征带有明显的僭主统治的意味。诗歌僭主们成为诗歌生产普遍的立法者，这直接导致后进诗人和年轻诗人只能被迫遵循“九十年代诗歌”所改写过的美学范式和输出的诗学命题去做延伸性和重复性写作，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
另一个后果是“九十年代诗人”的犬儒化。为什么是犬儒化呢？这里并不是指古典意义上的犬儒主义，并不是那种以不合作、不盲从、不谄媚的生活态度，不是以怪异的行为和乖张的方式去跟主流价值观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在少数先锋艺术家身上，或许还保存了这个品质，但是“九十年代诗人”身上反而没有。另外，这种犬儒化也不是工业文明之后兴起于19世纪西方的那种犬儒主义，那种犬儒化带有政治上的反抗性、斗争性，比如这一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施以强烈的嘲讽和戏谑，从而演变成一种文学、美学的潮流。九十年代的诗歌僭主们，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体现为第三阶段的犬儒化，即狗智主义。大家可以想象一幅画面，一只狗懒洋洋地趴在太阳底下，不断地用舌头去舔食一块没有一丝肉星的骨头。它满足于此时此地，把这种状态认同为人生的巅峰，并渴望无限延宕、悬留在这个具体的此时此地中，从而逃避自然和历史的节奏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