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舟”到“编舟”,《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出版背后的故事(2)

2024-06-16 来源:飞速影视
一 缘起与等待,一项国家工程的确立
说起书的故事不免要说书背后的人。词典的主编张涌泉先生是我的校友。1992年,我们同时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不过他读的是博士,我是硕士。入学以前,他已经出版、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在敦煌文献和俗字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是我们研究生中的名人。他的导师项楚先生开了一门敦煌文学研究课,我们七八个硕博士一起上这门课,他的勤奋、博学与认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提前毕业去了北京大学继续深造,而我毕业后到了四川辞书出版社语文编辑室工作。1999年,我去黄山参加语文辞书研讨会,编室主任冷玉龙老师让我顺道去杭州大学,将一部稿子送给主编祝鸿熹先生。机缘巧合,在杭州大学我见到了博士后出站回到母校工作的张老师。见面时,已是教授和博导的他说起手头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主编《敦煌文献合集》,两千万字,其中第一部是《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另一件事是编写《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已经在收集整理资料。当时这两个项目都还没有落实出版社,他希望有机会合作。
回成都后我向冷老师作了汇报,冷老师之前也认识张老师,他听到这两个项目很兴奋,说这都是集大成式的填补空白之作,如果这两个项目都由我们出版社出版,将会大大提升我们社的学术出版地位。他让我赶快准备选题申报材料,并在全社选题会上汇报。可惜的是《敦煌文献合集》因为部头太大、投入太多最后被否决了,而这部词典则在冷老师的坚持下留下了,并于2000年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2004年交稿,2006年出版。那时还没有国家出版基金,之所以能拍板签下这部书稿,我想最应感谢冷老师的慧眼识珠。冷老师后来成为我们的副社长、总编辑。而张老师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得了一系列大奖,包括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遗憾的是我们已与它失之交臂。
敦煌文献总数七万多号,多是写本,阅读整理与研究面临着字词释读、理解不易等难题。很多语言文字学家致力于训释、破解其中的疑难字词,但此前的考释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佛教文献、道教文献、通俗辞书却基本上不被关注。加上已有的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也非常不便。张老师主编的大词典打算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字词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具有集大成的特色,并将填补敦煌文献研究领域缺乏一部大型语词工具书的空白。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独特学术、文化价值的选题,张老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非常优秀且合适的主编。碰到这样的选题和主编,无疑是一件幸事。一开始除了不时催促一下进度,出版社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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