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在日常与超越之间：扎加耶夫斯基的诗(2)

从波兰的诗歌传统来看，扎加耶夫斯基属于被称为“68一代”或“新浪潮”文学运动的一派，该群体的目标是“反对意识形态和宣传对现实的歪曲和对语言的占有”。“68一代”是以诗歌参与社会的一代，既源于1968年欧洲的反文化经验，也源于同一时期波兰的政治突破和动荡。有意思的是，这一代的特点是他们的诗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和八十年代初对政治和社会事务非常强烈和积极的参与，演变为情感疏离、反讽、对世界的观察和形而上学意义的诗歌。
1979年，30多岁的扎加耶夫斯基离开波兰前往德国，并非如常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政权令人窒息的压力，而是为了逃脱反对派令人陶醉的拉力。作为反对派的支持者，扎加耶夫斯基为人们写给当局的抗议信背书并征集其他签名，但他觉得自己在失衡。“人们期望我为运动做出表达，这与做自己之间的平衡是如此微妙。有两年时间，我写的东西很少。作为反对派运动中的一员，我很高兴，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很不高兴。”在反对斗争中，他感觉正在失去自己的个人声音。因此，他最终从西柏林的相对距离观察了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的诞生和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对此他曾自嘲说：“在你的简历中写上‘我去了船厂’是非常好的，而我的简历里没有。”
1982年底，扎加耶夫斯基搬到巴黎，与演员兼翻译玛雅·沃德卡（MajaWodecka）生活在一起，没有经历波兰1989年发生的巨变，直到2002年才返回克拉科夫。他回忆说：“我在巴黎的第一年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几乎感到羞愧。我的国家是如此灰暗，我的一些朋友在监狱里。我当时爱上了玛雅。我没有工作。我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游荡。我拥有这种自由——因为我不属于它。”
流亡的特权构成了波兰诗歌传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十九世纪最好的波兰作家都住在巴黎，当时人们觉得，作为一个被迫的局外人，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对国内的情况有更好的看法。而在战后伟大的波兰诗人中，米沃什和赫贝特都在巴黎居住了多年，似乎翻新了波兰文学的神秘性。但扎加耶夫斯基虽然流落在外，却想抵制这种神话化。“我知道，波兰人很适合扮演流亡者的角色，这是波兰的传统。我们的基因是，一旦你到了巴黎，你就不会绝望”，因为走过巴黎，你将看到“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写了这个，而肖邦（Frédéric Chopin）住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戏剧化。我试图保持正确的比例。”某次诗歌朗诵会上，他被介绍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马上反驳：“对不起，这是不正确的，我是一个色情的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