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朱自清、夏鼐笔下的英伦饮食与中国餐馆(7)

1920年2月22日，八时三刻（自利物浦）开车，下午二时抵伦敦。陈、吴、任三君来接，同至留英学生会。……夜在中国楼吃饭，又至会所谈。
24日：下午在寓理物件。偕钱乙藜至西南区觅屋，有一所须五十先令一星期。夜至中国楼晚餐。
2月28日：下午钱来至傅寓，遇陈君（西滢）。陈请任、傅及我在中国楼饭。
3月1日：偕傅在中国楼约吴、任、陈、杨、张诸人餐。（《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国外日记》甲集，162-163页）
而再晚两三年，1935年秋来到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时不时上馆子，基本上只上中餐馆，却说“中国饭店在伦敦共有五间”，显然是书生一隅之见——他后来吃过的中餐馆都不止五间，而且杏花楼、探花楼这些赫赫有名的餐馆他都没去过呢。再说，他要么去不起，要么舍不得去。抗战军兴，求学不易，而他还想用有限的经费多学几年；到1938年8月31日，他的公费已经到期，而“研究工作，串珠编目，达360号”，虽成果丰硕，然犹未完结，“节衣减食之所积，足供一年有余”，所以尽管感叹“‘三年海外余血泪’，自问何苦！”仍坚持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才经埃及返国。但还在开罗博物馆从事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才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
”（《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册225页，第一册书前附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

夏鼐夏鼐去得最多的中餐馆，正和朱自清一样是顺东楼，而且一抵伦敦就去：“1935年9月3日：下午6时抵伦敦……至顺东楼食中国菜。”隔天又去：“1935年9月6日：下午谭（季甫）、曾（昭燏）、周（建北）三君来，约至顺东楼晚餐。”紧接着租好房（1935年9月6日），“我的卧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费在内”，但还是经常上中餐馆，仍是顺东楼首选：1935年9月27日：上午与陈凤书君同往访谭季甫君，他由伯明翰来，下星期又将返校。下午进城观电影，散场后同至顺东楼吃中国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谭君兄妹、周君夫妇、曾、陈与我) ，陈君做东，一共用了35先令。饭菜并不贵，每客2 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昧淡如水，连我也可以喝上两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仅容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