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网群嘲的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折射华语世界的文脉之迷(6)

1957年马来西亚建国，主要语言当然是马来语，但这个半岛上有将近600万的华人仍然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所来自的那个“国”早已经十分渺远，即便如此，这几百万华人却维持着族群传统文化、语言命脉，以华语(主要是汉语语系里的方言，如广东、潮州、客家、闽南、海南话)作为沟通表意的工具，并以汉文创作。从英属后殖民立场来看，马来社会应该以英语语系文学为大宗。但事实并不如此，华语语系在马华族群内一枝独秀。马华文学为华语语系文学与其他殖民语系文学之间的不同，提供了特别有力的例子。如前所述，不论是相对过去英属殖民势力，现在的马来西亚政权，我们很难说这些马华作家是在后殖民主义的驱使下，遂行他们的华语言说以及华文创作。
在华语语系观念兴起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海外的中国性问题。过去二十年里，西方(尤其是华裔)学者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什么是中国文学”有许多不同声音，所形成的辩论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其中主要代表人物至少包括以下诸位，首先必须推崇杜维明教授。杜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观念：意味不论历史本身如何曲折，作为文化薪传者，我们必须维持一种信念，那就是一种名叫“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生生不息，为华族继往开来。这个文化的中国，成为从海内到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文化中国”推而广之，更涵盖所有心向中华文化的中国人、外国人。杜教授是众所周知的新儒学大师，他心目中的“文化”想当然尔是一个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文化，而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表述。无论如何远近深浅有别，归总起来，“文化中国”所产生的向心力还是令杜教授有相当自信来想象一个认知、情感和生存共同体。
其次如王赓武教授，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随双亲移居马来西亚，之后到中国上大学，再回到马来西亚继续学业，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新马任教。如此的经历说明了一位海外华人问学和国族认同的曲折路径。对于王教授这样的华裔学者而言，“中国性”这个观念无需扩大成为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所谓的“中国性”必须是因地因时制宜，一种在地的、权宜的中国性。这个中国性也只有当你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落地生根之后，把个人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信念付诸实践，与客观因素协商，才能展现出来。如此，王赓武的信念和杜维明的信念就有相异之处，因为他强调的是在地的、实践的“一种”中国性的可能；他不再去强求那个放诸四海的“文化中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