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网群嘲的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折射华语世界的文脉之迷(7)

第三种立场可以以李欧梵教授作代表。他在1990年代提出“游走的中国性”。也就是说中国性不是由一个地区来实践。李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只要觉得“我”是一个能够传承、辩证甚至发明“中国”理念的主体，哪怕多么的洋化，也毕竟能把这个“中国性”显现出来。这样的实践又跟王赓武教授的观点不同。李教授的两个关键词，“游走”和“中国性”，点出“中国性”出于个人面对世界，与之相遇的对话关系(cosmopolitanism)，以及因此形成一种策略性的位置。换句话说，李教授强调边缘的、离心的、机动的中国性，和任何一个区域为中心的中国性作出区隔。对个别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是李教授说法的一大特色，反映他个人早年对浪漫主义的信念，以及世纪末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第四个例子是王灵智教授。王教授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并完成中学教育，之后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60年代中期，美国反战运动和人权运动风起云涌时，他放弃自己的中东研究专业，投入华人及亚裔少数民族研究，以此成为首开先河的人物。面对中国性的问题，王教授强调“双重统合结构”(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一方面关注离散境况里华人应该保有中国性，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华人必须融入新环境，并由此建立其(少数族裔)代表性。他竭力在华/美两种身份之间求得均衡，在多元族裔的美国性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中国性，又在华人移民社群里倡导认同美国性的必要。
相对以上资深华裔学者的立场，我们也见证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批判声音。这些声音已经形成新的主流。像是IenAng(洪美恩)教授、她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所谓Peranakan，就是华裔和土著的混血家庭，在荷兰完成教育，在澳洲任教。Peranakan基本遵从中国的礼俗文化，但是在生活习惯、语言表达还有认同心态上，已经是似是而非。马来西亚社会里，这样混种的文化称为峇峇(Baba)。洪美恩最有名的论述是“On Not Speaking Chinese”，谈到她在台湾旅行的经验。她因为“看起来像是个中国人”往往被当做是“自己人”或归国侨胞。尴尬的是，洪也许看起来像是中国人，但因背景有异，其实不能说中文；她是外国人。而在西方，她也有类似的困扰，总因为她的“类”中国背景，即被当做中国人的代表。这就引起了洪教授两面都不讨好的感叹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