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城邦与迷宫：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的三个地标（上）(2)

一
1938年，身为犹太人的埃里克·沃格林被迫流亡美国，并着手写作《政治观念史》。与其思想的伙伴列奥·施特劳斯一样，沃格林不断地逾越当时的学科分界，这一行为使得其《政治观念史》大大超出了原定的“简史”的篇幅，长达数千页。然而它并未被完成。在旅居法国期间，柏格森等人的思想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人类生存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所孕育的符号逐渐成为其关注重心。1948年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的》出版，在此推动下，沃格林于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冬季学期开展了之后以《新政治科学》为名出版的讲座。从这里开始沃格林开始了所谓的“范式转变”。作为这一转变的主要见证以及主要成果，1956年，沃格林出版《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第二、第三卷也在之后陆续出版。
“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卷一，第19页）这句话提纲挈领地出现在第一卷序言的第一行，同时表明了这一新的工作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沃格林试图通过对历史上出现的主要秩序类型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沿着秩序的符号表达追溯到其原初的经验，最终达成对“历史的秩序”的理解，也即我们将通过对历史中具体秩序类型的研究而获得关于秩序本身之真理的领会，这一点使沃格林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面。在沃格林看来，每个具体社会都承载着构建秩序的责任，并赋予其中的人类共同体之生存以意义，这也即一种符号化的过程。但这一符号意义的最终来源是超验的存在秩序，各个社会的共同目标即将关于存在秩序的真理恰当的进行符号化，而由于社会也是这一存在的一部分，这种符号化也将决定人类共同体的位置。“生存是对存在共同体的参与；然而，人们发现它是不完美的参与，是由于缺乏与存在秩序的适当合拍而产生的对于生存的不当处理，包含着从存在堕落的危险，这些发现的确是可怕的，它们迫使人们以激进的方式重新定位生存。
”（卷一，第50页）
这一符号化的使命落在个体身上，而个体将立足于其生存经验对超验的神性实在进行回应，并构建出紧凑程度各有不同的秩序符号。重要的根本不是关于秩序的观念如何发展——在“观念史”中，这种被当做研究对象的观念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了超越具体社会的有效性，为此总是有沦为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是这种观念所源出的经验，以及其直接的、因每个社会的具体情况而不同的符号。因此，沃格林的政治经验史研究最终奠基于一种意识哲学——不是精神分析式的对“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分析，它其实更接近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那种被天降大任所选中的个体，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生存于一种存在领会之中，而这一领会最终决定的是自身之所是。原则上凡是生存着的任何人都将有可能成为这种个体，随之而来的是心智之苦与身之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