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城邦与迷宫：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的三个地标（上）(4)

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城邦依旧保留着作为秩序典范的地位。
这两种经验分别以“启示”和“哲学”两种符号体系来表达自身。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旷野与城邦不再是两处截然对立的地标，这种对立并不会因互相弥补的可能性而被消除，它们进入本质性的交织之中，与此同时两者在这种交织中从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被提纯为普遍的经验。这两个地标在第四卷中分别意味着人类历史性存在的意识结构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对作为超验的存在秩序的求索，后者则是对当下所在的具体世俗生存的体认。沃格林提示我们，必须要在两者之间维持均衡，否则会有落入灵知主义之虞，随着对超验秩序的求索之丧失，世俗生活也往往陷入无序的动荡和毁灭。这种均衡多少表明，沃格林最终所走的道路还是更接近哲学。
二
当然，沃格林并非突然地发生了这一转向。事实上，在第一卷中沃格林已然意识到来自宇宙论神话的压力以及世俗生存对启示真理的拒绝，正是在对这些因素进行抵抗的过程中，对超验秩序的经验才不断释放其意义，因为“关于秩序的真理只能在抵抗背离真理的堕落这一永恒斗争中获得并重新获得”（卷一，第24页）。另一方面，这些阻碍性的因素确证了存在秩序的超验性，为此对超验的存在秩序的符号化永远不可能抵达其完全的真理：“确切地说，它揭示了人类努力建立此岸世界的生存秩序，同时又使自己与彼岸世界的存在的真理相合拍，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并不是此岸世界中实质上更好的秩序，而是越来越理解横亘在与存在的超越真理之间的鸿沟。”（卷一，第204页）
尽管如此，在以色列关于超越的存在秩序的经验历史中，《出埃及记》中的旷野依旧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地点。在以埃及为代表的近东宇宙论帝国秩序中，政治被视作与宇宙秩序合拍的小宇宙，通过政治的参与，人也参与了宇宙论秩序的创建本身。这种紧凑的经验如此顽强，以至于无论是王国更替的动荡还是诗歌中所传达的超验经验，都无法打断其宇宙论的坚固秩序。在此，一个叫做摩西的人将带领他的人民脱离埃及的宇宙论秩序与法老暴政的双重统治。对于摩西而言，埃及成为了死者的国度，然而：
这种冒险是靠运气的，因为从地狱的出走起初只是通向了让人举棋不定的旷野，旷野介于同样令人不好受的两种形式之间，一种是游牧的生活，一种是在一个高级文明中的生活。因此，在地狱和出埃及之上必须再加上旷野作为这种历史困境的符号。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诸帝国盛衰的意义就像是一棵树的枯荣，以及波浪在永无休止的溪流中起伏一样的宇宙中，它不是一种特定的而是永恒的历史生存的困境。通过与宇宙秩序相合拍，那些从奴役的监牢中出来的逃脱者无法找到他们想要找寻的生活。当精神突然迸发时，宇宙论形式下的社会就变成了地狱、死亡的国度；但是当我们开始出埃及，并且徘徊在世界中想要在别处找寻一个新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世界乃是旷野。当我们听下来一边发现我们超越世界之外的意义之前，这种逃离无处可去。当世界已经变成旷野时，人最终处于孤独之中，在这种孤独中，可能如振聋发聩般地，他听到那精神的声音，这声音已经用它急切的耳语驱使和拯救人逃出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