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城邦与迷宫：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的三个地标（上）(6)

因此，《申命记》中那个提出律法的先知摩西形象诞生了。这一立法者打破了以色列民族在神之下的直接生存，再一次地，摩西不得不成为法老，并不得不将耶和华的诫命改造为木乃伊化的律法，而旷野不得不展现为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神性从获得伊始就处于持续不断的消散过程中。随着摩西被赋予了近神的权威，启示的真正意义已经被牺牲了，尽管这一举措本身的目的恰恰是保护启示。
从扫罗到大卫，以色列世俗事业的扩张带来的是耶和华秩序的不断瓦解，旷野经验中显现的超验之神逐渐降格为以色列的政治神。很多时候，世俗王国对耶和华秩序的尊敬来自于后者对迦南地的允诺。这一允诺很快成为一种重负，阻碍着超验的耶和华秩序那种事关全人类的普遍性意义的释放，它被封闭在某一政权的世俗事业中并被宇宙论秩序所不断侵蚀。与此同时，以耶利米和以赛亚等人为代表的先知群体想要的不仅是从宇宙论秩序中将世俗生存夺回，使其重新回到耶和华秩序之下，同时还试图使其摆脱扩张的贪欲强权，转向一种依据圣约精神的共同体生活。他们试图摆脱“迦南重负”所带来的生存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得他们一再地呼唤以色列王国的建立。取而代之，他们发现自身的生存具备打破集体生存之紧凑，并足以担当社会秩序的真正权威。耶利米与以赛亚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以陷入政治无序的以色列。
从这里开始，以色列开始了从自身出走的痛苦过程。随着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帝国的分裂，其世俗生存宣告终结，对摩西旷野的记忆并未使这世俗生存的无序得到缓解。耶利米和以赛亚的离开，在此时集成在先知以利亚那里。他被迫从以色列出走，但这种出走也带走了真正的以色列，其目的地是世俗共同体之外的充满神性的死亡与自由。这种从以色列自身出走的经验依旧发生在旷野，而其主角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先知以利亚独自一人：
旷野中的以利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场景之一。出埃及的主题正贯穿其中——不过是以一种新的精神基调出现的。现在以色列和迦南已经变成了地狱；以利亚独自一人来到旷野，并没有带来一个民族。当在神之下自由生存已经遭遇失败，最后一次移民的时间就已经到来，也就是要进入死亡。当死亡迫近时——这死亡是神所决定的死亡，而不是绝望之死——以利亚与他的继承人下到犹大。在河岸上，以利亚拿起他的斗篷，卷起来击打水面。那水就分开了，如同红海在摩西和以色列人面前分开一样，以便他们可以踩着干地跨河而过。那就是跨进了最后的旷野及其自由。（卷一，第481-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