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城邦与迷宫：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的三个地标（上）(9)

在这里，苏格拉底是一个救助者，他从城市走下港口，正如洞穴喻中的哲学家走入洞穴。为了上升，哲学家必先经历下降的过程。但他所下降的“冥府”并非一个幽暗无序的场所：苏格拉底对众人说话时，他是在向着平等的灵魂说话，这些灵魂好像已经死去一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经历精神的净化。然而“冥府”所代表并非净化意义上的死亡，同时还有现实意义上的死亡，那些将得到净化的灵魂处身于恶的黑暗之中。因此，随着他的下降，他将遭遇那些被他所爱着的、有望得到净化的灵魂，但他也来到了一个充满意见的世俗场域。所谓的“理想国”的构建并非纯然出于观念，相反，正当秩序正是借助对现实社会之无序的充分把握才建立起来的。对于哲学家所追寻的超验之善而言，世俗之恶成为了一种结构性的元素。柏拉图对哲学家即将遇到的困难具有清醒的认识：哲学家并非是在获得真理之后才下行，而是来自下方的力量驱使他向上追寻真理。
世俗的抵抗使哲学家陷入紧张，但哲学家却将其当做必经的下降之路。这绝非一种泰然下行的姿态，苏格拉底尚能欣然接受友人关于对话的邀请，而在城邦政治日益恶化之时，柏拉图逐渐感到这一下降之路的无望。
沃格林对柏拉图所做的创造性的解释认为，晚年的柏拉图确实因政治参与的失败而心灰意冷，但这并不代表他变得更为“务实”，相反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姿态：他放弃了在城邦中实现秩序这一理想，柏拉图拒绝赋予集体的政治组织以最终实体的地位，尽管城邦的合法性被取消，理念却继续在个体和学园充满爱欲的灵魂中中存在。与此同时，柏拉图开始设想城邦之外的力量。在第三卷中的沃格林看来，这种更为彻底的与城邦相决裂的姿态，和以色列的第二次旷野经验如此相似，使得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为高明。“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忧郁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他想要实现不可能之事并恢复精神与权力之纽带的神权政治的愿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感受到一种冷静和沉着，这种冷静和沉着来自他已经‘放弃’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可以激烈地表达它的话。”（卷三，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