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机制，是现代人的自然法则

在我们谈起“现代”或“现代性”时，似乎必然会将它们等同于“理性”。因此，对理性的追求，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动力。理性意味着现代人强调结果，目标的实现程度、方式和效用。理性也确实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繁荣景观。基于流水线的生产车间，及其创造的景观——如公路上车水马龙、超市里琳琅满目、市场交易高速运转等——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了。
而在追求理性之外，现代社会实际上同时也在追求情感，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对这两种本质的论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美学，一为理性主义，一为情感主义。当情感主义这一脉络发展到斯密这里时，他认为同情的产生、克制、平衡等机制是美的来源，也是某种自然法则，也即同情应当具有自然性。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谈到，人为了追求同情的合宜性（不多不少、不偏不倚）这一美学，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某种公共利益、公共精神。换句话说，我们追求公共利益，并非必然是为了实际效用，也可能是出于情感审美的需求。
国内学者李家莲从事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研究，是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之一。她对苏格兰经典情感主义哲学的整理和评述，阐释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情感基础。她的《情感的自然化》也告诉了我们，在经典经济学家、哲学家那里，理性和效用并不是商品市场形成的唯一基础。
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情感的自然化》一书，内容为斯密的“同情”研究。摘编有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李家莲
摘编｜罗东

《情感的自然化》，李家莲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2月。
只聚焦于当事人的情感，将无法讨论“同情”
同情是斯密美学乃至全部哲学体系的关键词。那么何为同情？斯密所说的同情，不是通常所指的怜悯或怜惜，也非情感共鸣，而是指位于共同的处境之中的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情感之间的对称与平衡状态。当事人的处境是旁观者的同情得以产生的前提，就此而言，同情有一个重要条件，即，处境依赖。进一步说，同情之所以产生，它所依赖的是当事人的处境，而不是当事人在该处境中实际表现出来的情感，实际上，这种情感是道德判断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