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机制，是现代人的自然法则(9)

便利之美和整体设计之美往往会联合起来推动人的行动，正是如此，财富和权力才能给人带来快乐。财富和权力是“庞大而笨拙的机器”（enormous and operose machine），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目的是“给肉体带来极少量微不足道的便利”。然而便利并非它们被创造出来的唯一原因，它们之所以吸引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美。“当我们用这种复杂的眼光来看待财富和显贵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就会在我们的想象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就像一些宏伟、美丽和高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为了得到它们而不辞辛劳，劳苦毕生。”
找到公共精神的情感基础
欲求美就是欲求旁观者的赞同，也是欲求情感的合宜性。斯密认为，欲求合宜性不仅可以成为我们追求美的动机，而且可以成为我们追求公共精神并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动机。公共精神和正义一样，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公共精神必然会带来公共效益，它会产生出一种美，然而斯密指出，与公共效益相伴随的美，就其性质来说，它来自反思，“这种美，不过主要是经反思和思量而来的美，它丝毫不具备为大多数人的自然情感所喜爱的那种性质”。我们喜爱公共精神，其原因并非效用，我们仅仅出于对情感之合宜性的欲求而喜爱公共精神。当公益心被建立在以美学合宜性为表征的情感机制之上，这意味着这种美学可以基于情感自身解释社会公共精神的内在动机。
关于仁爱、自爱与公共精神或美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17-18世纪英国伦理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斯密之前，思想家们围绕该公共精神或美德是否有情感基础争论不休，霍布斯、哈奇森、休谟和曼德维尔等都曾对公共精神做出过自己的解释，然而没有哪一种解释把公共精神的情感动机归给情感机制本身。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2001）剧照。
曼德维尔等人认为无法在人性内找到公共精神的情感基础，因此，公共精神只是最坏的人为了扩大自己的私利而有意制造的骗局，正所谓私恶即公利。哈奇森把公共精神或美德的根源归给仁爱并用道德感官对其给予道德辩护，虽然为公共精神或美德在人性中找到了情感基础，但却在道德辩护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理论不一致。另外，仁爱与道德感官虽然暗含情感机制，但毕竟不可与情感机制画等号，而哈奇森也从未试图把该机制奠定为其全部哲学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