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伦理观根深蒂固的白鹿原，田小娥只有死路一条(6)

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不见容于白鹿村的小娥终归被镇压在六棱塔下。
比较有意味的是黑娃和孝文在小娥死后人生道路的相似性，小娥成了黑娃和孝文生命里的驿站和过客。黑娃后来接受了鹿兆鹏的建议，归顺了滋水县保安大队，之后诚心悔过，戒了土匪时的鸦片烟瘾，拜了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变成鹿兆谦，娶了新的妻子，县城高老秀才的女儿、“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的高玉凤。浪荡败家的白孝文到保安大队后，先当文书做案头工作，后来一路顺畅，官至保安团的营长。在与小娥厮混之前，家里为他娶的第一个媳妇在大饥馑中饿死了，孩子们跟了爷爷奶奶。此时孝文也新娶了妻子。这两个男人的新娶证明了这一点：“家族体制内女性的存在纯粹是功能性的，并且是可替代的。”明媒正娶的妻子均可以被替代，何况名不正言不顺的田小娥。而且更有意味的是，黑娃和孝文都获得了重返白鹿原家乡资格的准允，进入祠堂，得到了白嘉轩的首肯和白鹿原乡民的隆重欢迎。
男人可以通过走上正途洗涮掉淫荡女人给自己带来的污点，而曾经先后带给过这两个男人无比欢愉体验的小娥永远躺在了镇妖塔下。正如从事中国女性研究的美国学者罗莎莉（Rosenlee Li-Hsiang Lisa）所说：“缺乏文化的中国农村妇女普遍地受到父权制大家族的压迫，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儒家封建伦理的支持，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标志。”至于最后富于心机，当上1949年后滋水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保安团起义中谋划布局，窃取了鹿兆谦的功劳，将副县长鹿兆谦曾当过土匪的往事翻出定罪枪毙，这一行为中白孝文是否存有因田小娥而嫉妒黑娃的潜意识心理因素，小说文本并没有写，读者也不好妄加揣测。
《白鹿原》的性别叙事主要就体现在田小娥形象的人生历程里。不独田小娥，整个白鹿原上的女子除了进城读书的白灵成为新女性外，其余都或多或少是儒家伦理道德规约的牺牲品。“尽管儒家道德作为国家所推崇的正统思想，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却一直存在于前近代中国。”罗莎莉此言不虚，小说《白鹿原》中的文学想象就是一个明证。而且田小娥的被杀让我们不禁想起《水浒传》中对潘金莲、潘巧云一众淫妇的杀戮，黑娃和孝文的新娶似乎也让人听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备对张飞“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宽慰之语的回响。《白鹿原》小说文本中的性别含义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对于男人，妻子可换；对于女人，淫妇该杀，贞妇也该死。对于文本中的这一蕴含，小说作者陈忠实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贞节带与斗兽场》《沉重之尘》等文章中，陈忠实不止一次谈到田小娥形象的来源契机，是在写作《白鹿原》之前，到蓝田县查县志看到三大本《贞妇烈女卷》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