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2)

张翎，著名作家，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定居多伦多，曾出版《余震》、《金山》、《劳燕》等。
新京报：写作欧美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和创作生涯，你是什么时候诞生了这一想法？
张翎：我本科就读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这次和我一起接受采访的陆建徳教授是长我一级的师兄，也是精通中西文化的资深学者。在当年的同学中，很多人华丽转身进入了其他领域，而一直坚持待在学术或写作圈子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毕业几十年后，在一次回国旅行途中，我偶然再次见到了陆建徳教授（当时他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时，真是非常惊喜。这次的《三种爱》出版，书中涉及的话题正好是我们共同的偏好，相信我能从他那里蹭到一些智慧火花。
我出国后修的第一个硕士学位也是英美文学专业。日后我成为了华文作家，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影响总还会时不时地“侵蚀”我的汉语写作。我发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那段时间，欧美文学史上开始出现一些非常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在那个男人占据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时代里，艰难地寻找着写作的狭窄可能性，她们的路上障碍重重，有来自维生的、感情的、社会习俗的多重制约。能真正跨越这些障碍脱颖而出的，真是合了一句英文说法是“鲜少而间隔遥远”（far and few in between）。
她们有的只能以男人的笔名来发表作品（如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有的选择放弃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比如简·奥斯汀就终身未婚。她们都遭遇了和同时代男作家相比不知要严苛多少倍的才华审视和道德评判。
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男诗人、男作家在女人和婚姻的泥潭里不知打过多少滚，他们的私生活也受诟病，但却不影响他们的作品被人拥戴。相反，伊丽莎白（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与一个单身男人的自由恋爱，以离开故土家园并永远失去父亲的遗产为代价。乔治·艾略特与一个深爱的已婚男人的长期稳定同居关系，遭到了整个英国文坛毫不留情的唾弃和排斥。这些女子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