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3)

诗人艾米丽·狄金森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到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三位女作家。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勃朗宁夫人和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并不是国内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欧美女作家。为什么会选择书写她们三个人的故事？这个系列的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吗？计划还会写谁？
张翎：勃朗宁夫人生前在英国诗坛里的名字远比勃朗宁先生响亮，曾经被传提名桂冠诗人。乔治·桑在巴黎文坛名噪一时，当时许多著名的男作家、音乐家、画家，如德拉克洛瓦、安格尔、李斯特、舒曼、门德尔松、巴尔扎克、雨果、福罗拜、海涅、大仲马，无不以是她的座上宾为荣。
但时过境迁，当年最热捧的名字，现在却被淡忘了，也许她们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因某个无法预测的契机，会被人再次从灰尘里淘洗出来，就像张爱玲那样。张爱玲当年在上海红透半爿天，但解放后完全销声匿迹几十年，若非夏志清的挖掘，恐怕她还不知要在故纸堆里沉埋多少年。
这本书首选了这三位作家，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还因为我的旅行计划。我在书写每一位作家之前，都必须要到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这三位作家的故居在行程上安排起来比较顺手，就先选择了她们。但我感兴趣的女作家远不止这本书里涉及的三个人，将来我可能还会以续集的方式进入这些人的生活，如乔治·艾略特、简·奥斯丁、凯瑟琳·蔓殊菲儿、佛吉尼亚·伍尔夫等等。当然，这一定要看体力和兴趣是否能够维持。
新京报：你之前以小说创作闻名，极少写散文。小说和散文，分别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辞去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后，你会多创作一些散文吗？
张翎：我花在小说上的时间最多，是因为对时间分配上的吝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以写作维生，所以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医师，用薪水来养我的写作梦。那时候我一天的时间被谋生啃去了最肥的一块，剩下的那一小块再被家庭、社交、旅游、阅读一一瓜分，最后留给写作的大概只剩下碎渣了，我只舍得把它喂给小说。
我极少写散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惧怕——散文世界让我感觉不安。在小说的天地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掩藏在我的人物身后，我始终站在他们的影子里，不一定非要暴露自己的态度和姿势。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感觉既过瘾又安全。
而散文的世界则全然不同。失去虚构这道巨大的屏障，我的个人情趣癖好、视点看法，都将无遮无拦地展现出来。我总觉得有些个人观点是内衣，只适合晾在后院，而不适宜晒在大街上。就是因为这种踌躇思量，使得我不经常在散文的旷野里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