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4)

现在时间相对宽裕一些，而且随着阅历增长，如今的脸皮也比过去粗糙一些，会更随心所欲地写作，任凭灵感引领，无论是哪种体裁、哪种语言。
新京报：你曾经接受采访时说，你喜欢旅游，《三种爱》也是你到三位女作家的故居拜访后创作的。《三种爱》可以算是一种旅行文学吗？旅行在你的创作中有怎样的作用？
张翎：这跟旅行文学还不太一样，因为在这种行程中我对所谓的名胜古迹不太感兴趣，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也不是特别在意。我的重点只在寻找这些人的生活足迹，还有这些足迹在她们的人生和文学作品里反射出来的印记。
旅行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文化散文创作，我几乎都会去实地采风，有时还会重复去。比如为写《劳燕》，我去了温州中美合作抗战旧址；为写《金山》，我去广东开平调研碉楼历史；为写《三种爱》，我分别去过三位女作家在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故居。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以做案头开始的，沿着案头产生的灵感，再去寻找旧迹。通常我身处作家故居、故里的时候，我对故事或人物已经大致了解了，我期待故地采风能让我漫无边际的想法落地，有时也指望采风过程中发现的某个细节，能启发出案头工作里缺失的新灵感火花。
“在写作时，
我没有明确地感到自己的性别立场”
新京报：你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也在加拿大读了英美文学硕士，此后旅居加拿大多年，却一直用汉语写作，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代表，汉语教育和英语教育对你的影响都很大。英美文学和华语文学分别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张翎：汉语给我的不是影响，而是文化最基础的根。所有其他语言（如英文法文）才是影响，它们像是给根施了各种营养成分，或给根做了一次嫁接，使枝叶多生出一种意象。另外一种语言不仅是语言，其实也是另一双眼睛、另一片文化视野。这里有两种解释：你可以说多一种文化理解会帮助扩宽视野，但你也可以说多重视野稀释了原始视野的情感浓烈度。年轻的时候我很坚信第一种说法，现在不再那么肯定，有时会问自己：英美文学的教育到底给我的汉语写作带来了什么？假如我不出国，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新京报：你提到，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离真相并不遥远。三位女作家都算是凭借着创作才华和情感经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界有所成就。你觉得研究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对于读懂她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张翎：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即使是最精彩的女人，也必须知道怎样在男人的圈子里混日子。如艾米莉·狄金森这样的“隐士，”也会在书信中对每一个出版人、编辑、文人极尽谦恭溢美之词（她在世时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案可稽的署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