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6)

张翎：的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和这几位女作家的时代相比，生存空间有了很大改善，起码女作家不再会单单因为性别本身而使发表渠道受限，女性追求创造性职业也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事。但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依旧还困扰今天的女性作家，比如独立维生的问题，比如，妻子和母亲角色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冲突，东方社会中通常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家庭结构模式，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反馈产生的自卑心理等等。这些因素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甚至在将来都会依旧影响女性作家的写作。
新京报：乔治·桑和她的情人肖邦、缪塞的情史是大众津津乐道的八卦谈资，缪塞和肖邦的创作都受到这段情史很大的影响。你怎么评价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呢？
张翎：毋庸置疑，乔治·桑给每一个和她共享过生命的男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她是那个年代里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里知名的女子，无论在生命热情和文采上，都是男性视线中出类拔萃、前所未有的景致。但凡走进她生活的男人基本是一个类型：年轻，文采飞扬，身体孱弱。桑杜、缪塞、肖邦都无一例外。
乔治·桑的生命热情是吸引他们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一种角色颠倒——他们是飞蛾，乔治·桑才是火。乔治·桑的“火”，给他们的生命留下了重大的影响，肖邦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他和乔治·桑同居的日子里创作的。但过于炽烈的激情总是不能持久的，他们的生命体量无法与乔治·桑抗衡，最后必然都是以乔治·桑的厌倦为终结。
新京报：三位女作家的婚姻并不是像同时代人一样循规蹈矩的，勃朗宁夫人选择了违抗父命私奔，艾米莉·狄金森终身未婚，乔治·桑和丈夫分居并拥有多个情人。这些女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是否存在冲突？婚姻和爱情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张翎：无论她们的婚姻状况如何不同，她们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她们只选择和自己灵魂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没有，宁愿独身。以乔治·桑为例，尽管她离开丈夫到巴黎的日子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但她和每一个男人都坚守了两情相悦的底线。爱情对她们不是维生的苟且之计，也不是利益上互用。
勃朗宁夫人一生不仅自食其力，还维持了一家三口人的生计，而且，她在世时的名气已远远超过她的丈夫。这些女作家选择和男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是理解和灵魂相通，所以她们既是最“惊世骇俗”的人，也是爱情“原教旨”的最坚定信奉者。
新京报：勃朗宁夫人和乔治·桑的罗曼史，是否会影响后世读者和学者对她们文学成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