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5)

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十九世纪的女作家们大都同时使用着脑子和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中寻找缝隙，甚至以男人的笔名，悄悄地渗入瓦解并重塑着男人的世界。
用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了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法国作家乔治·桑
新京报：你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也常常会把你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你创作时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吗？你认为自己是女性文学作家吗？你是否喜欢被人称作女性文学作家？
张翎：我不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首先我觉得文学不该以性别作区分。其次，在写作时我没有明显意识到我的性别立场。再者，我的小说并不完全以女性为主导位置，比如《劳燕》《金山》《向北方》《流年物语》等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导人物的。我的女性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比男性深刻一点，大概是因为书写女性时不需要做跨性别想像，个人的一些直接经验使用起来比较顺手。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把女性摆在男性的对立面，只是我的女性人物虽然渴望男人，但不会赖在男人身上，在男人选择离开的时候不会低身下气地乞求。她们和男人的关系有时相交，有时平行，在做妻子或情人的时候，多少有些母性冒出芽尖。假如这就是女性主义，那我就只好认了。
女作家们“既是最‘惊世骇俗’的人，
也是爱情‘原教旨’的最坚定信奉者”
新京报：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都生活在保守的年代，但她们的女性意识却是非常超前和惊世骇俗的，对婚姻、爱情、妇女权益的观点都非常大胆。你觉得她们的女性意识在今天过时了吗？今天的女性的生活环境在哪些方面比她们生活的时代改善了吗？今天女性想要写作，还有哪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