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12)

我坚信，小说凭借作者想象的力量能促进人类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同情的力量。约翰逊博士在谈及传记写作时曾经说过：“我们在思量他人的命运时，想象常会将我们暂时置于他人的情景中。”（叶丽贤译文）小说的移情力量是类似的。
张翎的《三种爱》是夹叙夹议的传记，作者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和感悟也深入其中。作为读者，我们进入了伊丽莎白·勃朗宁、乔治·桑和艾米丽·狄金森三位女性的情感世界，她们仿佛就生活在当今我们中间，不再是陌生的十九世纪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这不免让人回想起1918年《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玩偶之家》就是在那一期刊出的，从此女性解放成为开明社会的主流价值。鲁迅的文章《我之节烈观》也是发表在1918年。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荡下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女性名义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但还是面对各种压力，受到不公平待遇，男女性别失衡就是无言的证据。在少数偏远的角落，某些男性还怀念所谓的“女德”，当年被鲁迅所批判、摈弃的“节烈观”依然存在。《三种爱》里的三位女性作家、诗人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追求女性的平等和婚姻自由（勃朗宁夫人），走出婚姻的自由（乔治·桑）以及独立爱情的自由（迪金森）。她们的范例至今仍是风中的旗帜。
随着文学批评研究中女权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以往被边缘化的女性走到了前台，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相信张翎还会将更多的女性作家作品、生平和爱情故事收入她的视野之内，《三种爱》之后，还会有更多的爱。
撰文丨镜陶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