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9)

张翎小说的行文、风格带着外文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短处。我以为不能过分依赖有一种关于中文句式、中国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杂糅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一部分。外文系的师生，自从新式大学创办以来，一直走在创作的前列，这段历史，在诸多现代文学史中可能讲得还不够。
我进外文所的时候，袁可嘉先生还在上班，他是九叶诗人之一，而这些诗人中有几位就是外文系学生，比如张翎的同乡、诗人唐湜，他就是浙大外文系的，杜运夑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英语专业，陈敬容主要是自学成才，多译作，长期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郑敏在美国读了英国文学，后又长期教授英国文学。两年前《王佐良全集》出版，以前只知道他的英语文学修养让人钦佩，我读到他创作的新诗，也是赞叹不已。穆旦也是西南联大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翻译上有卓越成就，创作的诗歌与英诗存在互文性。至于当今外文系学生中文水平如何，我倒是非常关切甚至担心的。
重提这一话题，是想请《三种爱》的读者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不可分离。民国年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开路先锋，往往在外国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翻译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创造性地溶入自己的中国文学创作。他们绝无一丝半点的排外心态，即使是文化上相对“保守”的翻译家林纾，也在《闽中新乐府》中全面批判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习俗。他的译作所产生的影响，现在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政治上与林纾分道扬镳，他们却是这位大清举人翻译事业的继承者。
1964年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文学所分出独立，当时好几位学者都是民国年间外文系的学生，在创作上也有出色成就，除了前面提及的袁可嘉，还有冯至、钱锺书（借在文学所）、杨绛、卞之琳、李健吾以及仍健在的宗璞。去年辞世的童道明也是戏剧作家，不过他要晚一辈。外文系毕业生从事创作，是民国年间形成的传统，张翎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出了三位女作家在以男性主导的文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你认为历史上的知名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性别阻力？
陆建德：历史上，我国女性的写作才能，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我相信古代（唐宋之前）有些归于女性名下的作品是伪托的，后来所谓的“闺阁体”、“香奁体”限制了女性诗词作者的想象空间，当然很多实际上还是由男性代言。女性作家的涌现主要还应归功于始于晚清的新式教育体制和新文化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成就已能与男性作家比肩，她们不满足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作品完全是“跨界”或者说“越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