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11)

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是情诗的典范，书名奇怪，因为罗伯特·勃朗宁曾戏称她“葡萄牙人”。她的诗才在生前已得到普遍的认可。我倒想在此啰嗦一句：勃朗宁的诗歌走出抒情的窠臼，开创“众声喧哗”的局面，我国的研究者对此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乔治·桑一度与巴尔扎克、雨果和司汤达等人齐名，由于她的小说多田园色彩，与时代进程不合，她的名声一百多年来似被同时代男性作家盖过了，但是她是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典范，这种精神是永不过时的。在法国十七世纪的文学史上，赛维尼夫人的书简和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走在欧洲女性创作的最前列，后来一些沙龙女主人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她们其实是文学事业的赞助人。乔治·桑激发起诗人、钢琴家的创造热情，堪称另一种意义上的赞助者。
在艺术家的爱情故事里，乔治·桑和肖邦的故事是最耐看的。乔治·桑在两人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多少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对肖邦的分析，不妨在此引用。她说，肖邦是一群出色的矛盾事物的缩影，“这样的矛盾事物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来，而且它们自有其特殊的逻辑”：
如果肖邦同我相处时是那么忠诚，那么亲切，那么愉快，那么殷勤，而且态度恭顺，尊重别人，可另一方面，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于我周围的人的那种生硬的态度。他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时而宽容、时而古怪的反常心理便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总是先高兴得不知所以，后来又对他们厌恶得要命，反来复去，难以捉摸。
乔治·桑的精神支柱实际上来自她的儿子，肖邦却曾刺伤过他的心，可见一对恋人的裂痕并不完全由感情上的冷淡所致。
我也想到英国学者利维斯对劳伦斯的批评。劳伦斯和比他大六岁的弗里达相爱后，弗里达离家出走，三个孩子由她丈夫抚养，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会断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劳伦斯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不大容忍安娜的犹豫，利维斯认为安娜舍不得儿子，劳伦斯缺乏对她同情的理解。我想爱情并不是超越社会关系的。
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完全是打破常规的，我们原来以为她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实际上她既有多彩的情感经历，又有不怕引起物议的胆量，令人遗憾的是她不像勃朗宁夫人那么幸福。狄金森逝世后她的生命就不再属于她的了，亲友中会有人来审查她的作品，希望留下没有任何缺憾的淑女形象，哪些诗该收，哪些不该收，就不是作者所能决定。但是没有缺憾，或者说想象的中规中矩的“完美”，却不一定是丰满的。我们原来看人，经常倾向于作二元对立的判断，好人坏人，黑白分明；逾越界线，就为社会以及舆论所不容。这种偏狭的心理习惯不利于社会的成熟和文学及其批评的健康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