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7)

张翎：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后世对她们作品本身的兴趣已经非常淡薄。我在做案头的时候，发现当年作品数量惊人的乔治·桑，现在在英语世界里只有一部英译本，而勃朗宁夫人的诗集，几乎一整个世纪没有再版过了。后世依旧念念不忘的，是她们惊世骇俗的情史。这虽然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但是假如她们的情史能够引起后世的关注，使得后世能借着这个引子进入她们丰富的精神的文学世界，那也总比她们被时间彻底遗忘要好，就让她们的罗曼史为她们的文学史做个歪打正着的广告吧。

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
新京报：《三种爱》和一般的作家传记有什么区别，能提供什么样的新视角？
张翎：在《三种爱》中，我对这些作家的生平资料做了个人视角的整理和解释，我的诠释并不遵从时间线索，也不一定追究某起事件，但是通过我对她们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了解，我试图找到联系她们精神和文学世界的那条脉络。换句话说，我用我的井蛙之见，解读她们广阔的思想天空，也许片面，但是独特。
新京报：艾米莉·狄金森的房间里悬挂着勃朗宁夫人的画像，勃朗宁夫人曾冒着患肺炎的风险穿越巴黎去寻找乔治·桑。她们本是素不相识。在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学界，其他优秀的女性作家对她们来说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张翎：由于那个年代杰出的女作家很少，她们的触角很自然扫向与自己灵魂相通的女性——即使她们不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她们一生中也许能够见面，也许只能通过书信交往，也许只能通过阅读对方的作品，产生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
佛吉尼亚·伍尔夫是晚于她们半个多世纪后出生的，她所处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虽然她依旧生活在男人声音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坛，但她身边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the Bloomsbury Group），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独立才思敏捷的女作家女诗人女艺术家，伍尔夫和她同性密友之间的交流机会，已经比前面几位女作家宽阔了许多。但随着同性交流和砥砺机会的增多，同性之间的势利眼和彼此排斥的情形也开始出现，蔓殊菲儿就在日记书信中谈到过伍尔夫对她的冷遇——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