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2)

改良伴随人进化的始终，而临界的不同认定，将带来不同的前人类和人类、人类和后人类、开端和终结的划分，使“后人类”成为此时此刻，或近或远的未来，甚至过去完成时。[4]
后人类的出场方式是多样的。王晋康的意义，在于他用命名和定义划出了领地，也同时标识出了一个人类异体化变革的新世纪，以及将在新世纪风行且不断重新定义这新世纪的后人类话语。新世纪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时间记号，西方后人类哲学及流行话语的生产——包括相关联的生态批评、批判动物理论、赛博空间理论等——正是伴随着新世纪的迈入而方兴未艾，而近二十年也见证了这种话语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后人类”在中国的文学、流行文化和学术话语中的出场将我们推送到新世纪的共时体中。“欢迎来到21世纪的人类动物园”[5]，陈楸帆在其《后人类时代》（2018）中如此“请君入瓮”，而学术界内外的我们，都免不了已是这新世纪人类动物园的局中人。正如知识市场上各类对新人、超人或终结之人的命名常歧义丛生，作家也自有其为时代和人造像的侧重，但重中之重是命名和定义的行为本身。
如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自解，所谓的“我们”和“成为”包含着一个言语行为的维度，“我”迎接了这个词语，触及了一种新型的主体想象，由此“开始把自己或他人想象成了后人类集体中的一员，‘我’就变成了‘我们’，通过协作的自动机制来形成自我”[6]。后人类在内在差异化的命名中出场，在命名的召唤中辨认、契合和成为，且成为一个新世纪的象征。
本文以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为轴心，观察和阐发新世纪科幻中后人类的出场，紧跟那种自我命名下的连锁问题。笔者将剖析王晋康小说中伴随后人异体的出场所带来的边界之争，勘探后人和人、人和动物的界限如何彼此叠映地为不同的象征诉求所巩固、模糊或移除，进而激发王晋康在性别和性政治上讨论的“寄生”作为自然性神话在他作品中的自我解构，并尝试把寄生拓延为一种对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后乌托邦组织样态和生命样态。
一 “明天的人”：后人类“异体”的出场
在《豹人》中，后人类异体作为基因革命的新造物而出场、而被定义和指认。但出场的后人却尚未懂得定义自身，未能将这一新的人类形象纳入反思性的自我意识。谢豹飞只感到有个魔鬼住在体内，在他谦谦君子的外表下隐隐作祟，基因嵌入的事实是后知后觉，却也为时已晚——彼时他已被性欲冲昏头脑，而事实只不过加剧了他的迷乱和无从救赎的残暴，终于不能自控地虐杀了其女友。《癌人》（2003）中的后人海拉却更高一筹，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置入有别于人类的全新生命、伦理及主体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