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17)

[56]海豚拒绝了外星智慧的寄生、保持了与“窝格罗”的界限，却未能拒绝人类的侵染，所幸后一种寄生也完成了其积极的转化和蔓延。海豚没有语言的分隔破碎，它们不建造通往神的巴别塔，因而也没有作为惩罚的界限；它们敞开胸怀接纳异类，但又是警觉而大智若愚的界限保持者。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结 语
王晋康在新世纪之初书写“新人类”，使后人类主义话语在中国文学中刻下足迹，亦让后人类异体作为“明天的人”进入历史的展望。后人类的世纪出场预告着新兴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将为人类身体、主体和共同体带来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甚至将使新世纪因异体化的后人类而获得定义。王晋康着力描画后人类在“新人”和“非人”之间的界限纠缠和被卷入的界限竞夺，捕捉到了后人类境况下最根本和激烈的振荡，更提醒已身在局中的我们，要为一种批判的后人类理论构想和主体形象、为这一新世纪的健康体格而开展积极的竞夺。王晋康笔下的后人类源自科学普罗米修斯的缔造，那些新造物主的豪情满怀和主体膨胀，既关涉资本主义刺激的权力幻想，又蕴含现代中国变革欲望和乌托邦激情的剩余，并渗透着全球化时代国族奋起的意志。也正因这种激情，王晋康得以保有人类终结之上的守望，赋予寄生以后乌托邦的潜能。
从性政治到异—共通体，寄生解构自然性神话和起源性崇拜，以交染逻辑创造与母体、与他者、与环境的协约和共谋，攫住生存机遇并促就新系统机制和组织模式的诞生。它也是界限纠缠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寄生就是对宾主边界的侵蚀、挑动、重塑和相对保持。当陈楸帆这样的“80后”作者讲述着后人类时代的主体坍缩、消极动物化和荒野逃杀，“40后”的王晋康却更能超出单纯的捕食者—猎物关系，探看寄生的异体性方案和后乌托邦远景。
胡行舟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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