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13)

寄生无须是客居者或非自然者的原罪，也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窃取蚕食，它未尝不能导向互惠、慷慨、尊重和交融，正如《类人》设想，司马林达所融入的超级智慧体仍会善意地干涉人类事务，因为“他寄生在人类这棵巨树上，自然要尽力保证这棵巨树地久天长”[40]。“巨树”却也不会不在这类干涉中演进，寄生使身体、主体或共同体皆生成为异体，异体才是寄生逻辑的归宿。
性及性别的自然神话是后现代哲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宿敌”。早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延续”和“超越”的理想二元关系就受到讨伐和清理，女性正是被置于延续生命和种系的固有位置而被剥夺了社会性的超越层面。[41]在寄生的自然化逻辑中，其实也是以延续为基准，延续让不延续或非自然延续的沦为寄生，延续就是润滑侵吞和压倒的万金油。但被延续所阉割的为何，性和延续是否那么“自然”，以及扩大物种、挤满星球还是不是人类的一个最要紧的任务，却都值得叩问。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讲明，性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坚实存在和派生出其他的自然原初，“性只不过是性经验的机制及其功能认为必不可少的理想部分……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的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的和最内在的要素”[42]。换言之，性的观念化／自然化仰赖甚至说寄生于性经验的具体配置和开展，它与生育的情状也总是协商于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性经验构造，协商于被权力所调节的性实践中的“战略性部署”。
在反自然性的搏击场上，唐娜·哈拉维还要走得更远。在《后现代身体的生命政治：免疫系统话语中的自我构建》一文中，她驳斥了那种常见的将策略性问题偷换成本质性问题、将语境化的偶然认定为本然或必然的谬误。她详尽论说，小至复制基因（replicator），就存在彼此之间的“军备竞赛”，以争夺在最终的身体和行为性状中的自我表现，他们的利益竞赛和策略性聚合造就了看似风平浪静的“整体”或“自我”；而大至人类种系，我们也尚未完成“我们”，未必是如此这般的“我们”，“在‘我们’之中有着最具威胁性的他者——繁殖体（propagules），我们不过暂时是它们的显型（phenotype）”[43]。正因如此，性和生育的微观和宏观层次中，都充斥着选择和博弈，干预和涌荡，待定与偶然。所以延续的“自然”机理并不能裁决寄生的低贱，寄生所引入的，恰恰是试探、竞赛、威胁、共生、策略性进退和崭新情境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