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12)

王晋康：《类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
位于自然性和人为性、旧人类和后人类、生殖与生造中央的，是寄生逻辑的推演。雄性寄生于雌性，同性恋寄生于异性恋，制造寄生于生殖，不正常寄生于正常：仿佛寄生就是站在自然的一侧完成对自然的确认，就天然预设着对母体的绝对肯定，就是一种自然纯洁性和根本性的明证；仿佛起源的不自足、生物或生存体制上的依赖，仿佛一种寄生的起源性或非自我创生（non-autopoiesis），就理应带来权利和待遇的低人一等。这样的寄生逻辑只能是一种同一性的霸权逻辑，无论它显得多么宽容、好客或女性至上；这种逻辑其实也并不符合寄生的侵蚀及交染逻辑本身。就像《癌人》中的资本家如此自辩：既然人类的饲养帮助动物延续了种族，那么屠杀猪羊鸡鸭就全然正当，以此类推，癌人献出几个器官也该心甘情愿。[38]动物寄生于人，故任人宰割；癌人创制且寄生于人，故不妨献身成仁——人就该是一个强盗宿主吗？
如果对癌人的强迫、对寄生的掠夺反而会“使人类蜕变成嗜血的寄生种族”[39]，那么人类又该如何自辩呢？
癌人的例子，实已带出寄生的另一面向，一个并非局限于生殖方式，而是作为更宽广的社会性隐喻的面向。豹人、癌人、类人等这些“明天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客居在“今天”的时空，寄生于人类的秩序、文明和社会机体之中。这种寄生所激荡的，除了将寄生者或他异者敌对化、轻贱化的控制幻想，更加是蠢蠢欲动的界限移易，是宿主与寄生的纠缠转换和难辨彼此。颠倒过来，“今天的人”为了挑战自身或在极端条件下保存自身，也可能需要采用寄生策略附着于明日，赌博一个仍不失却自身文明因子的开放未来。譬如，《类人》中的司马林达使意识寄生于信息海洋，《海人》中的末日遗民则使人类的智性火种寄生于动物化的“后后人类”，由此蓬勃兴起的海豚人还凭借其竞争优势，让更接近“旧人类”的海人变成了后乌托邦中的寄生种族。王晋康的小说里因此既有后人类寄生于人类之间并攻克着界限，又有人类寄生于非人类或后人类，一如人性寄生于兽性，曾经的界限及寄生的负面意涵早已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