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11)

由此产出的“类人”或“B型人”数量已过一亿，《癌人》中那种特异者的孤苦和保持界限的觉悟，让位于一个庞大的新群体在21世纪末的人类社会中的广泛互动和融合，他们所触动的，是一个被类比于打破真品和赝品的等级秩序或消除种族歧视的议题。
《类人》的上限却还不止于“B型人”的在世本身，一个抛弃皮囊、上传思维从而归依计算机超级智力的虚拟存在已悄然诞生，并且开始善意地干预人类生活、促成界限的溃裂分解。智力脱离了有机身体，在硅基元件和光电世界中遨游腾挪——电脑真的在注视着我们。在《海人》里，我们面对的也是相近的智力“改迁”局面，最后的人类为打开辐射之下的生存空间、延续文明香火，将海豚改造成了人类智力和信息库存的宿主，于是带来了人的彻底异体化。人从此需在一种智性特征或氛围而非身体形象的保证中去追究人之为人。《海人》中的界限问题看似与《豹人》中的人兽之辨相类，实际上却专属于一个存亡之际的激进选择，此时的界限，在于确凿的末世后人与海豚体的“后后人类”之间，在脚上长蹼的海人与全改造的海豚人之间，在“旧人类做派”[33]与新人类风尚之间。很难说是赛博化的人还是海洋化的人更易引起“旧人类”的惊诧与恐慌，哪个更是人所能抵达的极限。
从增强改良的人到全盘重塑的人，界限的推移让界限本身成为隐喻，过去的界限及其突破总可能被调用，作为人类新变的佐证或大难临头的前兆。
在界限的层叠中，一个寄生性的问题也层叠地缠绕，将性政治和后人类的后乌托邦串联起来，并带来性观念堡垒的自我解构。在“新人类”的异体化趋势下，王晋康又总会（甚至颇具肯定性地）渗入那些尝试将人的性、生命和身体自然化的见解，使之不仅与前者相冲撞，而且显影出一个寄生逻辑的层层嵌套和多样变形。《癌人》中的一位日裔科学家曾宣称“生物世界中雄性是寄生于雌性的”，所以将“第一个克隆人定为女性‘更符合上帝的本意’”。[34]可惜上帝没把亚当设计成夏娃胸间的一根肋骨。更有趣的是，小说中还有一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员甄羽女士，她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尖锐抨击同性恋鼓吹者，抗议将这种对“心理残疾”的宽容变成纵容甚或时髦，且提醒说道：“至少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族群而言，同性恋者是寄生于正常人的生殖活动之上的。没有男女之爱和他们的生殖活动，就没有同性恋者的存在。
极而言之，人类就不能延续了。”[35]这等实在体现不出什么社会学水准的“性情之言”，反倒引起了美国记者加达斯的好感和兴趣。受够了美国性自由的“政治正确”，加达斯表示非常同意将同性恋归结为一种“寄生现象”。[36]不出预料，这位后来折服于海拉的女王气魄、和她坠入爱河的记者，终究还是因对自然性的固执而容忍不了海拉发明的巨型机器子宫。然而，王晋康对性恋的想象虽总体上偏向于保守，但他却绝非社会学中的“逆流”或自然界限的卫道士。如《类人》的结尾透露：“人类社会不会很快承认类人的平等地位，但也不会再对他们着力防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不作为’不失为一个很实用的政策。”[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