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9)

在各方力量的包围圈中，海拉最终决定为自己竞夺，竞夺一个新异体物种的生命、播撒和繁衍，竞夺一个在有意识的区隔中超越又沟通着人类的界限。她创造了人工克隆生命的巨大“茧房”，使她的分身遍布全球，仿佛只有复制自己、制造同类，才能克服一位女性亚当的孤独。她和印第安人为伍，在人类社会的地层之下凿开了一种后文明和新共同体的雏形，一个反现代又超现代的蛮荒世界。那离经叛道又返璞归真的生产机器，那加速喷薄又无限播撒的存在逻辑，似乎比她个体的独异更引起人类政治的恐慌。她的自限（self-limitation）破解了既有人类机制的划定，她不再是“非人”或“新人”，而是超出了这种界限的两极，其引力和斥力，其亲密或暴力滋生的原理。她本有气魄成为告别人类后的新起点，但她仍死于自然分娩的失败，死于对人性的眷恋。而大概也正是这份夹杂在她更高识见中的眷恋，使她懂得不践踏界限的接触和传达、保持距离的悬置与休憩，使她不屑于以后人类的战争机器来挫败人类的战争机器。
总括《豹人》和《癌人》，王晋康营造的复杂局势给了我们几点重要的提示。首先，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去界限化并不天然就是激越和前瞻的，更未必是积极和批判性的。它有时恰恰暗合了“平等”对象化的科学惯性与万物皆生意的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5]，它更可能是对前沿的盲目推进及远超过其伦理承担的冒失之举。批判则意味着不仅与中心主义对抗，更是与蹩脚版本的反中心主义对抗。其次，“什么时候”的问题一直存在，在此时具备灵活功能性的界限在彼时就可能是完全陈腐的，在此时推不动的拦路石在彼时或许就飘摇待去。因而关于“新人”与“非人”、关于边界的辩证终需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具身性（socially embodied）的辩证，而非抽象形式化的。不能不考量历史情势，也不能不在此基础上去生成批判的——借用巴迪欧的术语——“情势状态”[26]，使界限在知识省察的框架中显影：
我们需要的确是嵌入式的定位政治学（localized politics）。最后，海拉那般基于后人的自我意识主动设置界限，在距离的相对保持中实验和扩散的方式挑战着界限两头水火不容的敌对逻辑。就人与后人而言，或推及更广大政治领域，有没有基于界限之尊重和相对维持的共生或寄生，有没有不必然敌我两分的距离美学或“黑暗森林法则”之外的友爱的政治学？后人类的出场导航着一种新的界限哲学。
这种未来的界限哲学中，定会闪现出列维纳斯的思想火焰。或许也只有在这人和后人、身体与异体彼此对望的情形下，我们才能最直观地领会到列维纳斯所要求我们去迎接并为此承担责任的他者的面容——那绝对者的临显（Epiphany）。如他在《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申明：“面容的呈现把我置入与这样的存在者的关联。这一存在者的实存——不可还原为现象性，就后者被理解为无实在性的实在而言——在一种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中实现，由于这种紧急情况，它迫切要求一种回应。”[27]没有什么情况比人和后人在界限处的对峙更加紧急、更加迫在眉睫，他们作为实存都将面容投入对方的眼眸，却又无可攀附、无比陌生，他们在对关系的无限远离中构建起一种非关系的关系。他们不可能同一，不可能单纯以对方为客体，无法拒绝企望回应的迫切。双方处于非对称的空间之中，的确，无论人类阵营眼中的海拉，还是海拉眼中涌至的围攻者，都不可避免地显出他者之无限——既是无限的盈余，又是无限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