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3)

“癌人”海拉由遗传学家保罗·雷恩斯用其祖母的癌细胞，即在实验室中繁衍了22000代的海拉细胞克隆而生，也继承了癌细胞无止境分裂的特征。她不仅在资本和人类沙文主义者对她的竞夺、在逃亡和危难里及时认清了真相，而且利用她迅猛突进的智力在亚马孙丛林的地下开拓了一个以自我克隆与人造子宫繁育为中心的加速主义实验场和融合印第安部族语言及习俗的后文明。“癌人”将超速的修复和更生、将既已发生的身体革命（身体和主体的异体化）延伸到一种社会躯体的再造（共同体的异体化），使后者寄生于人类社会的潜隐面，并维持着微妙的距离和界限。界限却已不只来自常人的斥力，而是更源于后人类主体的自我意识，是海拉和她的印第安同胞们自觉而自信的分隔。海拉的男友、记者达加斯惊讶地发现，言谈之间，海拉已将人类视为一个故旧的范畴，作为故乡的人类世界也已是被加速甩在后面的、回不去的他乡，而她则自居为在现时的孔穴中把时钟拨快二三十年的“明天的人”。
在《癌人》的尾声，人类代表经过白宫密会决定对海拉创建的“国中之国”和后人类亚文明进行毁灭性打击，外加一份人道主义的对参与人员的总统特赦。谁都意识到了海拉的技术加速很可能是人类几年或二三十年后的明天，但是除了在厌恶和畏惧的驱使下把明天的小实验场抹杀在眼前之外，谁都拿不出更有价值和远见的提案，也都及不上海拉自身对界限的保持和尊重。而这毕竟还不是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所应对的浩瀚宇宙中未知的威胁，而是人类文明和身体内部的滋生。《癌人》的结局警示的，是我们对二三十年后的世界恐怕都严重缺乏准备，只是消极以待。其危险性，阿兰·巴迪欧在《世纪》中已有点明，当基因工程激荡着人的变革，“我们通过技术最盲目也最客观的经济上的适应对那种最主观，也最坚决的政治上适应的报复而活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学问题对政治问题的报复。
因为是这样：伟大科学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没有规划（projet）”[7]。没有规划，就只有技术事物的自动实现，就只是听凭利润的蜜语，也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新人的想象，放弃了在新世纪中对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纪和新世纪主体的开创。
海拉的实验场最终崩溃，并不是由于美国和巴西空军的联合进逼，而是因为她对自然分娩的尝试使体内癌细胞激活，身体失控。是她对人类和自然起源尚存的留恋阻断了后人类文明的跃进，使她所加速的时间成为被透支因而只能覆亡的未来。她也不再有时间陪人类玩一场战争游戏，而是选择了高傲地自决——在她同胞心甘情愿的陪伴之下。然而，海拉的飞行员还是替她玩了一场游戏，他驾着雷达检测不到的幽灵飞机把激光炮对准了白宫里的总统等人，却终于只是用机尾的白烟在蓝天写下“海拉”的花体字母。[8]这是后人对人的嘲弄，它用纪念和表演替代了对抗，却也宣告了战场的可能存在和人类战争机器的失效。它同时暗示着幽灵的寄居与徘徊不去，暗示着后人类异体的顽强在场和他们对新世纪的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