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6)

如此众相纷纭、跳跃闪烁的边界图景，是王晋康难能可贵的绘制。边界本身就难定夺，就伴随着后人类异体的出场而晃动摇摆，且总集聚着皱褶、污染的势能和跃跃欲试的僭越。边界具有权宜的功能性和内里的含混性，其树立、拆毁和推移的暧昧也是后人之“后”本身的开敞，而任何绝对清晰化的企图，毋宁说都是一种太过人性、太过理智主义的态度。
《豹人》诠释了新世纪为何很可能是一个因着基因工程技术而朝向物种和动物性还原的世纪。“豹人”的始作俑者谢可征教授坚持要为人类实施“疼痛疗法”，他毅然把自己的家庭和后代纳入实验计划，使妻子怀孕七次才收获了发育成功的谢豹飞。所谓“疼痛疗法”，针对的就是在他看来完全不合时宜的纯洁主义，他为达尔文所早早揭示出的人的兽性基础而欢庆，宣称“人体与兽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追踪到细胞水平，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是相似的，遑论哺乳动物之间。在DNA中，根本无法划定一条人兽之间的绝对界线”[16]。直至死亡悲剧发生后的“世纪大审判”，谢教授仍不改尊严和雄辩。他在法庭上再次搬出达尔文，论说人兽既本无身体结构上的迥别，嵌入少量异种基因就不是大逆不道的罪恶；相反，罪恶的是让环境来迎合人类需求的自大狂思维，而改良自身基因结构以适应可能变异的外部环境则恰恰是先知者的义务。
他总结道：“如果必须用鲜血来激醒人类的愚昧，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儿子，甚至我自己。”[17]
谢教授身上的普罗米修斯气场可见一斑，同样可见的，还有后人与人的边界如何叠入人与动物的边界。这个正在浮现的生物学世纪不仅唤回人的动物性肉身，而且将见证人嵌合其他生物身体质料来完成的自我增强和异质混生，在这个意义上，强化或削弱后人和人之分隔的关键，的确就在于对人与动物之边界的相应处置。谢教授完全忽视的却是，嵌接了一种兽，就得驯一种兽。阿兰·巴迪欧的警句用在此处倒是贴切：“一个物种首先是被驯服的。”[18]巴迪欧指向的自是被动物性人道主义所笼罩的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秩序中的臣服和蒙难，而谢教授未去规划和准备的具体问题却是：引入猎豹基因而增强了兽性的人，该如何驯服体内的兽，如何能保证兽在其人性空间中的蜷伏，又如何能去疏导那种被激化的爆发力。正因为这一系列最易引火烧身的问题都没被普罗米修斯揣度分明，所以反人类沙文主义的“疼痛疗法”恐怕未见得能治愈，却只见其疼痛——不仅是谢豹飞和直接受害者的死亡，而且还是人类会为草草投放的科技后人承受的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