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一个人就扰动了文明世界，使这个满足的世界有了一种不安(5)

当然政府也不能太坏。梭罗对当时政府政策的两个明确反对是，反对蓄奴和侵略墨西哥。他认为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就不如我们自己来解散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官员可以考虑辞职，普通人则可以考虑不交纳某些税款。这就是“公民不服从”，或者说“非暴力反抗”“和平革命”。故此，梭罗拒交政府的人头税有六年之久，直到他有一天被捕。他也不是所有税款或公共费用都不交，他还交纳修路费，也不拒绝为教育纳税。但他不考虑发起和组织一个社会运动，比如说抗税运动，不交税只是他个人的事。他说他抗税也是因为他等不及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错误的办法，那些办法要花费太久的时间，而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对政治参与始终是比较冷淡的，他从不参加选举。他想和政府尽量撇清关系，离它越远越好，并没有构想和建立一个理想政治制度的愿望，或者说，他的理想政府就是尽可能地小，不多管闲事。
他读到一位旅行作家这样说，不断有托钵僧来告诉自己这样的时刻将来临，那时将不会有贫富差别、贵贱差别，财产乃至妻子儿女都要充公。对此，梭罗说他永远要问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又怎样？”“你愿促成它早日到来吗？”梭罗并不保守，他和爱默生一样主张创新，但这主要是在个人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上的创新。
梭罗念念不忘的是自然。他认为文明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卫道士，而他想为自然说句公道话，说我们应该视人类为自然的居民，或者说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社会的一员。他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的一大趋势，即不断向西、向西，先是越过大西洋，然后在新大陆上继续向西。在他看来，整个国家都在向西，人类的进程几乎可以说也是由东向西。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其实可以说东方也在向西，而且不仅是地理上的，还包括了制度和观念上的。
但是，梭罗对他所说的“西部”还有一种特殊的理解，他的“西部”其实只是“荒野”的代名词。他一直想要表达的是，荒野是世界的保留地。他不希望地球上的每一亩土地都被耕作，甚至也不希望每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的每一部分都被教化。他希望寻找最幽暗、最茂盛、无止境的森林，以及人们眼中最凄凉的沼泽。他说他进入沼泽便如同进入圣地——一个神圣之所。那里有自然之力，那是它的精髓所在。他说，只要土壤还未耗尽精力，文明就不会消亡。
自然的荒野与人身上的野性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梭罗说没有哪首诗能表达他对狂野的向往之情，目前最好的诗歌也未免显得温驯了。而我们的祖先都是有野性的人。罗慕路斯和雷穆斯被一只狼哺养的故事并非只是无谓的传说。所以，他大声呼吁——他很少这样呼吁——“请赐予我野性吧！”有人宣称“趋于善则美！”，而他说，“趋于野性则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野性的、自由的。野性更意味着强大的生命力，最狂野的往往是最富生机的。人进入文明社会就变得过于驯良和顺从了。梭罗认为我们内心深处也许还存有一个野性的自己，我们却太早挣脱了她的怀抱，步入了社会。有些社会则更过于早熟，人都变成了小大人。野性不会压制人，而会使人的精神大振。他期望人不要忘记自己的野性，不要将野性与野蛮等同视之，一起抛弃。他或许并不期望人们全都恢复野性，但至少为了显示人类的多样性，最好能让一些人保留较多的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