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文本完全处于死亡的疾病之中，没有距离，没有空隙(3)

净化的缺失
没有治愈，没有上帝，没有价值，也没有美，有的只是被困于其本质的断裂处的疾病本身，或许，艺术从未像这样被剥夺净化作用。或许，也正因此，它更多属于巫术和魔法的范畴，而非传统意义上与艺术天赋相关联的恩典和宽恕的范畴。一种与痛苦和死亡的疾病之间的阴暗而又轻飘（因为心不在焉）的共谋关系显现于杜拉斯的文本之中。它促使我们观照我们的疯狂，审视意义、人与生命同一性崩塌的危险边缘。“显露无遗的神秘”，这是巴雷斯（Barrès）在评价克洛德·洛兰的画作时所用的字眼。而在杜拉斯那里，我们看到的是显露无遗的疯狂：“我理智清醒地疯了。”我们面对着意义和情感的虚无，清醒伴随着它们走进消亡。我们见证了自身的苦恼在某种精神麻木的无足轻重之中消失，没有悲伤也没有热情，而这种精神麻木是痛苦或狂喜的最小标志，同时也是终极标志。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也提倡一种对痛苦和死亡的揭示，它不同于宽恕的美学。她的《黑暗中的苹果》似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完全对立。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李斯佩克朵笔下的主人公同样也杀了一个女人（但这次被杀死的是他的妻子）。他后来遇到了另外两个女人，二者分别代表精神和肉欲。虽然她们使他远离了谋杀，正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但她们并没有拯救他，也没有宽恕他。更为糟糕的是，她们将他交给了警察。这个结局既不是宽恕的反面，也不是一种惩罚。命运无法违抗的平静降临于主人公身上，小说在一种无法逃避的温情之中结束，这种温情或许是女性化的，这不禁让人想起杜拉斯洞穿一切的语气，那是对笼罩于主体身上的悲痛的无情映照。李斯佩克朵所呈现的世界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它并非一个宽恕的世界，但是，主人公之间依然存在一种共谋关系，即便分离，他们之间的关联也依然存在，一旦小说结束，这些关联就形成了一个友好而不可见的环境。
又或者，这样的幽默贯穿了作者所书写的凶残故事，它超越了对邪恶的阴郁表现，具有一种净化的作用，使读者从危机中解脱。
然而，上述一切在杜拉斯笔下都不存在。死亡和痛苦是文本的罗网，抵挡不住文本魅力的读者将成为共谋，承担不幸：他可以真正地停留其中。瓦莱里、凯卢瓦或布朗肖所谓的“文学危机”在此达到了顶点。文学既不是自我批评，也不是批评，不是一种巧妙地混合了男与女、实与虚、对与错的普遍化的模棱两可，在这样一场幻灭的盛宴之中，某种相似物（semblant）在某个不可能的对象或某个无法追踪的时间的火山上舞蹈……在此，危机使得书写停留在所有意义的扭曲之下，它同时也坚持对疾病的揭露。这样的文学不具有净化作用，它遇见、承认并传播了恶，而正是恶将它调动了起来。它是临床话语的反面——它与之相近，却享有疾病附属的益处，它培养、驯服疾病，却从不将其耗尽。经由这种对不适（malaise）的忠诚，我们明白，在电影的新浪漫主义之中，或者在对传递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信息和思考的关注之中，可以找到一种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