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出租车司机的斗争：团结的工人们如何战胜负债与绝望(5)

我意识到人们是多么的挣扎，”德赛说，“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食物而精打细算。”
起初，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在幕后进行了大量关于车牌债务的工作。工会正忙于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运动：对优步和Lyft汽车的数量设置上限，为其司机设置最低工资标准，这成为了其公开抗议的焦点（2018年8月，纽约市通过法律，暂停向优步与Lyft驾驶员发放新驾照）。即便他们非常忙碌，德赛和其他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组织者还是挤出时间陪同司机与贷款方会面。她写信帮助他们获得贷款调整，并收集他们不断膨胀的债务数据。尽管如此，即使在得知前两起自杀事件后，她还是不愿给媒体联系人打电话。如果没人在乎怎么办？这会不会将更多的司机推向绝望？
在希夫特在市政厅前开枪自杀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道格拉斯自杀后，我们为他守夜，”德赛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街道。”
事实上，2019年底至2021年秋季，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举行了100多场抗议活动。我住在金融区，抗议几乎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背景。有一天，司机们堵住了布鲁克林大桥。之后，他们开着大篷车，按着喇叭，把牌子举在窗外。在下一站，他们在市政厅前游行、敲着鼓、高喊着：“城市在说谎！司机们已经快要死去！”办公室职员们则无动于衷地推搡着他们。
如果说自杀事件让出租车工人走上街头，那么新冠病毒的到来则把他们推到了市政厅的门口。大流行摧毁了出租车行业。2020年4月，在纽约市全城戒严的几周后，只有982辆出租车仍在工作。在新冠到来之前，出租车司机都难以支付每月数千美元的牌照债务，因此在大流行期间负担这样的债务俨然成为了一场闹剧。
来自太子港的64岁的司机多萝西·莱孔特（Dorothy Leconte）亲眼见证了大流行如何摧毁了许多人曾经赖以生存的行业。1987年，身为单身母亲的多萝西在华尔道夫酒店做着清洁房间的悲惨工作。此时，该市少有的一位女出租车司机为她指明了出路。不到两年，多萝西就买下了出租车牌照。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用自己的牌照做抵押，赚到了足够的钱，供她的两个儿子上私立学校。她的负债超过50万美元，但直到优步出现，这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她的收入下降，信用卡债务增加。此后，新冠出现，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司机）死于这种疾病；她的儿子也在为房租苦苦挣扎。面对急剧增加的账单，她不得不开始为亚马逊工作，用自己的车运送包裹。由于负担不起出租车保险，她把车牌还给了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转而为优步开车。她告诉我，“这纯粹是一种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