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翻译的开端：凡尔纳与《八十日环游记》(2)

一般认为凡尔纳的冒险故事重在娱乐读者，也没什么特别的内涵，但他的小说其实与19世纪的世界政治状况总保持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不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把周游大洋放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背景中，还是《海底两万里》不断描述尼摩船长同情受压迫民族、袭击帝国主义船舰的行为——最为突出的是发行于1899年的《无名之家》，这部小说专门讲述1837年的加拿大民族独立运动，跟科幻毫不沾边——我们都能看出凡尔纳对时代政治现实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对殖民征服的（哪怕是含蓄、沉静的）抗议。如果作家本人在写作时就具备这样一层政治意识，那么他的一些小说便可获得象征性的解读，就拿《八十天环游地球》来说，“英国上流社会最有风度的绅士”菲利斯·福格因为一场赌约而动身环游世界，最终成功在八十天内赶回：只有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才有能力环游世界，这实质上影射了19世纪后期不列颠帝国全球扩张的政治形势，考虑到福格的足迹遍及孟买、加尔各答、香港等英属殖民地，情况就更是如此。
同样的影射也出现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邓肯号周游全球，“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竿上飘拂”。

儒勒·凡尔纳在数十年里，凡尔纳与赫泽尔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分归功于出版社赫泽尔比较明确的商业规划：赫泽尔认为凡尔纳的“奇异旅行”系列小说应当以儿童和年轻人为读者群，当凡尔纳创作了一些反乌托邦风格的书稿，赫泽尔会直接拒绝为之出版，而是建议他多写一些更为传统的探险故事。而在赫泽尔所创办的《教育与娱乐插图杂志》中，凡尔纳也担任了主要撰稿人，这份杂志的名字颇能概括出版商的定调，以及凡尔纳众多作品的整体风格。如今很难评价当年赫泽尔的决策是否正确，只是从结果上看，这份出版合作关系最终让儒勒·凡尔纳的名字闻名世界。不过，就连凡尔纳本人也未必能预料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竟然能够在遥远的中国掀起科幻的热浪。19世纪的科幻小说大体还属于西方文化里的新兴事物，但晚清民初的中国人却已经陆陆续续地把它们译介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