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

作者 | 陈儒鹏
战前
“衰退与毁灭”
一战后的世界迎来了短暂的间歇，然而，战时潜藏的社会矛盾与日渐式微的旧的权力制衡，使得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秩序陷入了“情绪爆发”与“疏解机制”的迷宫中。
战争间歇时期兴起的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浪潮，催生了现代派的奇迹之年(1922)。但在繁华与疗愈的表象下，潜行着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文明的忧惧——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似乎随着大萧条时期经济资本的崩溃而走向了破产。
资本主义社会仰赖的“自我拥有的个人主义”，陷入了无法维系的困境，而正是这种困境引发了集体的焦虑、中性化的道德与极端的乌托邦政治。

The Morbid Age：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sation, 1919-1939《病态时代：英国与文明危机，1919-1939》(2009),作者：Richard Overy （理查德·奥弗雷）
正如奥登称他的时代为“焦虑时代”那样，作为战后历史学人的奥弗雷在重新审视这个充斥着焦虑与危机的20年时，不由得感到了弥漫在电波、报纸与街角空气里的“病态”。这种病态不局限于现代性带来的大都市的紧张。奥弗雷的“病态时代”与马克·塞尔茨所指的“病态公共空间”或是“伤痛文化”更为接近。集体的暴力、可预期的大规模伤亡，甚至是对过往暴行的记忆，打破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每个公民只得围绕在由伤口、尸体和暴政的景观所构成的社会中心。他们因此陷入了与当权者的共谋。
奥弗雷将“病态”与斯宾格勒所刻画的“西方的衰落”联系起来。撑持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神话，在二战之前的二十年，在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之间被不断冲击。尽管奥弗雷未能像萨缪尔·海恩斯那样，为30年代的“奥登一代”书写一部文化史，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失败感受，并展现了“失败”这种情感的复杂质地。人们对过往的文明生活的怀旧、英帝国的式微，以及一战之后充斥着“厌恶、恐惧与自保”的社会氛围相互作用，促使着以汤因比与伦纳德·伍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重新审视旧有的帝国形式——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让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人们，探索每一个经济个体在资本主义丧钟之下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同时也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为首的文学作者们，在现代主义运动的晚期风格中，寻找呼唤公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