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2)

时代的焦虑使得“野蛮”、“围困”、“衰退”等词成为了当时出版界头条的常客。政府无法尽到保护民众、遏止战争的职责，而民众一方面需要强劲的政治力量的依托、另一方面又厌倦战争的暴行，在这矛盾的逻辑中，知识分子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和平运动陷入了瓶颈与困顿。席卷欧洲的法西斯阴影只是文明癌变的造影，奥弗雷借诗人赫伯特·尼克尔森之口，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警告：“战争的间歇充斥着徒劳无功与社会腐朽，整个时代窒息于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瘴气之中，令人想到的只有‘责任感的缺失、毁灭的景象，还有通往解体的不归之路’。”

Modernism and Fascism: The Sense of 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治下的初始感》(2007),作者：Roger Griffin (罗杰·格里芬)
罗杰·格里芬在本书中分析了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二十世纪的文化现象，而统一两者的逻辑便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生承诺”。这种重生承诺超越了现代性本身，从而吸引了包括庞德、叶芝和马里内蒂在内的现代派作者们。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同建构的全新元叙事所催生的“初始感”与弗兰克·科莫德所称的“终结感”并行不悖。这两种感觉都希望将现代生活从意义的混乱与颓废里解救出来，并构建新的或是世俗化的神话与叙事。先锋派与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初衷，皆为对现代性的“扬弃”。格里芬提出，对技术的沉迷和对现代生活的批判，导致战争与极权政体成为了新的政治美学与政治宗教。
格里芬在书中还区分了“启示性的现代主义者”与“计划性的现代主义者”：前者希冀在现代性的文化肌理深处探索“突破”的可能，在降神、舞蹈甚至是素食主义之中找到神话般的统一秩序；而后者则期待将他们内心深处的“新的幻景、新的时间观投射到‘历史’荧幕之上，创生出乌托邦式的政治体制以统摄社会运作、对颓废的堡垒发起进攻”。两者的区别与协同，决定了以庞德为代表的同情法西斯的现代主义者们，不仅能与右翼政治运动勾结，也能通过或是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话语，实现自我表达。对“突破”的渴望如若从文化精英的圈内满溢出来，进入日常生活，那么艺术创造力也能拥有毁灭的禀赋，甚至于沦为法西斯的帮凶。1922年，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奇迹之年，也是墨索里尼的发迹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