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4)

朱丽叶·加迪纳的二战史，是自安格斯·卡尔德的《闪电战的神话》与保罗·艾迪逊的《通往1945》之后，又一部考察英国在1940-1944年期间社会肌理与民众微观生活的著作，正如加迪纳在书的尾声中所言，“本书旨在描摹战时私人与公共生活的一团乱麻”。
加迪纳成功地解构了丘吉尔所制造的“最好的时代”的国族神话，并以翔实的史料丰富了对战时群众生活——她对“大撤离”和博物馆与教堂着墨颇多——由此为历史赋予了无法磨灭的情感底色，与同时期的乔安娜·伯克所著的《恐惧：一部文化史》(2005)一道，为历史研究的“情绪转向”饶有增益。加迪纳对英国国民的亲身经历与情绪底色的刻画，使得上文所述的“麻木、恐惧、好奇与平静接受”的反应机制，不仅鲜明地映射在民众的行为之中，同时也让其得以呈现战时英国的社会分化。
然而，加迪纳时而会过于依赖事实，在史料分析上会陷入无从下手的地步。二战时期的英国社会，正如J.B.普雷斯特利在1934年所提出的“三种英格兰”那样，处于自我认知的模糊时期：旧有的“快乐的英格兰”、“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和当下的“新英格兰”三者并置。对本国地位的模糊认知，促使凯恩斯、艾略特、E.M.福斯特以及伍尔夫夫妇等现代派知识分子们，将视点从伦敦大都会与国际政府转移到英国本土。约书亚·埃斯蒂在《坍缩的岛屿》一书中称这种视点的转移为“岛屿转向”。所有的英国国民在对战后社会的期许中，无不对英国性、自由主义与战争，以及战后英国文化的存续形式和在全球市场所扮演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和演绎。
值得注目的是，加迪纳在书中专列一章以分析战时英爱关系。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伦敦三者间的权力制衡，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纷争，以及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矛盾与不安使得本章的内容尤为错综复杂。当前，英国脱欧形势将英爱关系又一次推向了时局的中心，加迪纳对二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分析不仅给予当前形势以镜鉴，同时也引领了当代英国研究的“群岛转向”：英国性不仅仅是英格兰唱主角的舞台，更涉及英伦三岛之间在历史上的勾连、分裂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