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6)

Espionage and Exile:Fascism and Anti-Fascism in British Spy Fiction and Film ,《间谍与流亡者：英国间谍小说和电影中的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2016),作者：Phyllis Lassner (菲利斯·拉斯纳)
菲利斯·拉斯纳对二战时期的英语文学的关注是全方位的，在此前的作品中，她主要关注被忽略的女性作者和未被充分注意的英国犹太人的经历。而本书的落脚点，间谍与流亡者，则集中体现了战争中的“错置感”。拉斯纳在开篇即提出：“流亡是战时个体身份与存在的普遍政治状态”。这种流亡将间谍与难民连接起来，呈现出了不同于泾渭分明的敌我之别的流动的社会构成。
同时，作为普遍政治状态的流亡，也让二战时期的间谍小说能够通过对间谍，尤其是无意间卷入国际浪潮的业余间谍的刻画，以实现对战时社会的“批判性介入”。旅客、间谍和难民之间的身份倒置，以及在国际时局中渺小的个体判断力，构成了拉斯纳的分析重点。拉斯纳在这些失去方向的“间谍”身上，看到的是如埃里克·安布勒这样的间谍小说作者们对英国30年代的绥靖政策与置身事外态度的反感。作为岛屿的英国无法独善其身，内部社会错综复杂的间谍网络，以及其派遣至世界各地的秘密情报人员，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边界穿行和护照作伪的尝试中被不断解构、剥离意义。
拉斯纳对女性间谍小说家与犹太人经历的关注，为本书注入了十分鲜活的血液。战时的“厌女症”，让女性间谍的存在显得难能可贵，不同于刻板的魅惑或是堕落女性的形象，女性间谍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呈现了中产阶级女性参与战争、卷入欧洲政局的主动尝试。不同于康拉德和安布勒小说中被迫的间谍行为，女性间谍的主动性及其游刃有余，不仅讽刺了父权社会下的战争机器，也再度质疑了英国的所谓“免疫”。同时，几位作者对犹太人的关注，使得英国的伦理污点被进一步放大。如果“错置”是战时普遍的情感体验，那么英国绅士们未能尽到的道德责任，只会反作用于他们的特权。有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幕间》中记述的某个声音，普遍的“流亡”不断提醒着英国人时移世易，“那么犹太人呢？那些难民呢？那些和我们一样，却要在这里重新开启生活的人呢？”
战后
“我无法继续；我仍要继续”
萨缪尔·贝克特在《终局》中写到了一个“尸体化的世界”。很显然在战后社会，尸体不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更是一种经历、一种扩散到世界范围的疾病，贝克特在维希法国时期的逃难，与战后希望建立爱尔兰-法国联合办理的医院的失败尝试，让人道主义以及人权的话语显得更像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