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7)

战争结束了，但不同往昔，人们处理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尸体、遗产的归属，这次战争让现代文明彻底堕入了死亡的谷底。一个尸体化的世界，或许有一些鲜甜的味道，但这种嗅觉冲击阻塞了空气。旧欧洲彻底终结了，原先象征秩序的帝国走到了终局和后殖民时代的忧郁。
在《战后欧洲史》的开篇，托尼·朱特记录了维也纳的两个迥然不同的火车站，“西站繁华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洁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则阴森而毫无吸引力，是从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来的肮脏旧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出没的破旧、脏臭、还有点险恶气氛的地方。”这幅素描也是战后欧洲、甚至是世界的形象，凯恩斯主义下的高速繁荣，却在冷战的氛围以及各国内部的重重矛盾里显得不堪重负。
各国之间的孤立结束了，但全球化的愿景真的让世界走向了重生吗？国际法庭的审判，真的让法律赶上了人的经历吗？正义与所谓将要到来的民主，真的在到来的路上吗？

The Judicial Imagination: Writing after Nuremberg ,《正义想象：纽伦堡之后的书写》(2011),作者：Lyndsey Stonebridge (林赛·斯通布里奇)
二战之后，国际审判成为各国对正义诉求以及利益分配的首要形式，然而,纽伦堡和艾希曼的审判本身无法为人们提供正义的标尺。斯通布里奇分析了汉娜·阿伦特、丽贝卡·韦斯特 和缪丽尔·斯帕克对两次审判的记述，从而在几乎是最后一场英美两国的世界性思辨之中,寻找战后的人对人本身、对纳粹暴行，以及对正义的标尺刻画。
阿伦特等人对现有政治与伦理之间的直接挂钩的质疑，决定了“正义政治”无法在现行的政治体系下实现。只有在废墟之中重建起“正义的都市”，才能实现对证词和见证者的充分回应、对创伤的注视与见证，从而在意义完全丧失的危局中获得一线生机，终结痛苦与残忍。无论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还是韦斯特的闹剧般的纽伦堡，都将战后审判中法庭上的高谈阔论、举证、程式，甚至是判决本身的缺失与苍白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