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5)

The Love-Charm of Bombs:Restless Liv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炸弹的爱欲魅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躁动不安的生命》 (2013),作者：Lara Feigel (拉腊·费格尔)
费格尔虽然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但不同于偏重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她试图关联文学史和战时英国的社会环境。她的史料集中于五位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作者——伊丽莎白·鲍恩、亨利·约克、格雷厄姆·格林、希尔德·施皮尔与罗斯·麦考利——尤其是他们的私人档案。尽管史料集中于文人，费格尔笔下的知识分子们并非前文所述的“精神破产者”，恰恰相反，战时的社会需求赋予了这些文人墨客各自的角色：从英国情报部门派往爱尔兰的秘密人员鲍恩，到自维也纳流亡而来的施皮尔；从报名参战而未能如愿的格林，到在伦敦街头穿行的救护车司机麦考利和消防队员约克。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在战争中被无限缩小。
然而，费格尔谈及的“躁动不安”不仅仅是战争对人员的全体动员，更专门指涉到战争时期的爱欲。吉尔·普兰在同一时期撰写的《1940年代的文学》中，亦专辟一章以描绘战争时期的欲望、国家对欲望的规训和欲望背后浮现的文明的阴影。战火与爱欲，就如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所言，“炼火的烈焰是玫瑰”。
亨利·约克在《窘境》中的类似表达，将玫瑰意象所体现的爱欲和近似强迫性的意义构建暴露在战争的炼火中，爱欲所带来的片刻的安慰，在意义的毁灭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同时，与战时国族神话迥然不同，战争时期的爱欲常常被定义为道德的沦丧，寻欢作乐的男女往往被视作间谍或是怯懦的逃兵。这些作者们通过文学形式呈现出的躁动不安、错综迷离，甚至畸形扭曲的爱欲，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描摹，也是对战时社会的普遍焦虑的表现。战争嵌入到了文本中对爱欲的表达，让欲望本身成为了创伤的某种回音。
不仅如此，费格尔对施皮尔与鲍恩的考察，让本书能够囊括更广阔的地理范围，从而将爱欲与焦虑带来的“错置感”，投射到战时的难民与爱尔兰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