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3)

战时
“燃烧的黑色鸽子在飞行”
在《闪电战的神话》中，安格斯·卡尔德这样描述二战期间的社会行为：“人们有一套反应机制——木然、突然的恐惧、好奇、最后平静地接受”。
如前文所述，战争击碎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神话，每一个公民的能动性和政治判断力，在全民动员与鼓动士气的社会氛围之下被削弱到极致。战时制定与执行的政策，对公民社会进行了新的划分——如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所言，公共赋予的“脆弱性”决定了社会对特定个体存在的认可程度。犹太人、移民或是流动人口，成为了危害社会稳定的脆弱不堪的个体。他们在公众话语之中便沦为被剥夺了人格的个体。
对英国而言，这样的标签机制甚至延伸到对帝国边界的重新定义，战时海报之中复兴的帝国痕迹，让殖民时代的逻辑实现了回光返照，海报上的印度士兵、南非士兵和加拿大军队，是被认可的、值得祭奠的帝国子民。但甫一开战便宣布中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以及在伦敦街头时隐时现的爱尔兰共和军，则成为了暮年帝国的溃疡。
丘吉尔希望将这些怯懦的、往日的帝国公民从英国社会中除名，但他们如幽灵般的存在，意味着战时的经历并不能被简单的生命政治的逻辑所概括。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全球性的内战”，并未因为敌我阵营的出现而终结，相反，战争给予参战各国的公民们的改革承诺与战争的残酷现实、甚至是对战败的恐惧与一成不变的厌恶，让这场30年代以降的“全球性内战”延伸到了战时。
然而，战时并非艺术的荒漠，恰恰相反，艺术家们冲破了国族神话、空袭警报与广播讯号构成的玻璃钟罩，他们观察并尝试刻画鲜活的战时经历，那些爱欲与哀矜、毁灭与希望。

Wartime Britain, 1939-1945,《战时英国，1939-1945》(2004),作者：Juliet Gardiner (朱丽叶·加迪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