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

伴随第三世界土地供应体制的彻底变革，擅自定居的黄金时代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土地的商业化，基本上排除了真正的贫民们先前所享有的、非正式和几乎是免费地获得土地的权利。城市边缘住宅机会的限制或关闭，意味着“希望的贫民窟”正在被城市大领地所取代，对城市贫民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冲击。于此伴生的情形是：城市周边成了市政府与贫困农民的竞技场，在开发办对经济区和郊区新土地永不满足的胃口面前，农民被最低限度的补偿推到一边；工人居住区和乡村经常被夷为平地以进行更高档的开发。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书封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时代，城市是我们的一切——它耗尽我们，为此我们赞美它。”欧克米（Onookome Okome）以“令人焦虑的城市”形容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在不同影片中的典型形象——城市不断生长蔓延，年轻男女为着首都的灯红酒绿离开自己的村庄，在城市贫民窟擅自定居，度日乃至生儿育女，面临随时可能的改造或驱离。
假如你翻看90年代的北京小说，也会发现相当篇幅的北漂故事，他们书写的是这样一种经验——封锁了三十年的北京大门终于敞开，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擅自定居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城郊地带，寻找与改革开放新时代同步的个人机遇。浩浩荡荡的洪流，在“低端”产业及“低端”居住空间之中汇聚，成就着首都的膨胀、生机与繁盛，也成就着新中产阶层的兴起。
当然，尼日利亚和中国，只是20世纪下半叶第三世界城市化兴起进程中的两个案例而已。无论是作为受害者或是英雄，这些擅自定居者都成为第三世界城市典型的人类象征。世纪之交，一些地理学家抱怨“没有一个作家曾追溯过整个战后时期第三世界低收入居住区变化的地理学”。美国城市理论家、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算是填补了这项工作，他的专著《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 2006）对贫民窟、城中村等非正式居住区的全球模式作了一个现代的历史性总括。他用纪实文学的笔法描绘那些陷入绝境的贫民窟生态，也为全球贫民窟的盛行勾勒出一个相当幽暗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