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4)

全球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城市化越来越无关工业化甚至发展本身。当然，这种情形并非全部，比如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当同步——相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这值得庆幸；中国也很少用“贫民窟”一词界定城中村之类的地方——至少中国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在家乡拥有农村土地，与非洲、拉美那些往往是灾难性环境下生存的城市贫民相当不同。
第三世界去工业化的城市化，显然不是来自“高科技发展”的玫瑰色想象，恰恰相反——这种无增长的城市化，首先是全球政治危机的后果。一方面，问题来自19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债务危机，及其后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领导的第三世界经济重建；另一方面，戴维斯称之为“政府的背叛”，第三世界政府最终大多放弃了反对贫民窟和整治城市周边的严肃努力，拱手将规则制定权让与世界金融机构。
公共住房政策的失败：政府的背叛
我们期望第三世界的左翼政府可以创造一种不同的故事，然而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确兴建了大量适宜的住房），后殖民政府曾强力承诺的社会住房和就业发展理想最终是幻觉一场，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背叛了对城市贫民的最初承诺。
越南革命住房政策是如此。1970年代末掌权的加尔各答左翼阵线（Left Front）也如此。印度共产党一直在为贫民窟居民的解放而斗争，不过贫民窟移住新居的承诺，最终屈服于拉拢特权阶级选票的需要。作家托马斯（Frederic Thomas）写道：“贫民的需要仍然被空头支票所搪塞，而大部分财政预算被用于中高等收入的加尔各答人。加尔各答都市发展处仅仅预算了10%的投资用于贫民窟发展”。尼日利亚政府曾夸口用暴增的石油税为城市贫民建新居，但最终大部分住房也是落到了其他人而不是贫民手中。
城市学者达成的共识是，第三世界公共住房和政府补贴住房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贫民，而是城市中产和精英。印度后甘地时代的扶贫政策，是作为进一步实现有产者的利益和目的、不断把贫民边缘化的工具而展开。如同古普图在《21世纪早期印度城市穷人的政治》之中所写，“消灭贫民窟的战争越来越接近于一场控制贫民的定居和居住的战役，这实际上是对贫民的一次进攻。”
1970年代，第三世界政府基本放弃了消灭贫民窟的战役，此后，外国银行和信贷机构的宣言接手掌控了城乡贫民的生存需求。此前，国民政府在住房供应方面最低限度的作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定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进一步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