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6)

擅自定居者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左翼政治的可能性在哪里？
伴随第三世界土地供应体制的彻底变革，擅自定居的黄金时代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土地的商业化，基本上“排除了真正的贫民们先前所享有的、非正式和几乎是免费地获得土地的权利。”戴维斯预言会出现更多强有力的、联合一致的私人组织控制的边缘城市化，这一规划进程能使得擅自定居私有化，可转换的土地所有权加速了企业主们避税或腐败的进程。城市边缘住宅机会的限制或关闭，意味着“希望的贫民窟”正在被城市大领地和裙带资本主义所取代，对城市贫民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冲击。
于此伴生的情形我们并不陌生：城市周边成了市政府与贫困农民的竞技场，在开发办对经济区和郊区新土地永不满足的胃口面前，农民被最低限度的补偿推到一边；传统工人阶级居住区和乡村经常被夷为平地以进行更高档的开发。而居民们对此的抗议，在面临威胁和被捕时就停止了。在疯涨的土地价值面前，大多数人不能拥有正式住房，比如马尼拉贫民就被迫采取非法行动，跑去城市泄洪区或危险的河岸地带擅自定居。
戴维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分类已经产生。全球的非正式工人——与贫民窟人口有所重叠但不完全等同，这10亿多的“剩余人口”，成了增长最快、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他相信左翼政治的传统重点，比如乡村失地农民和非正规经济部分劳动力的运动，需要重新定位，转向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社会和地理学分布。如果说戴维斯对贫民窟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未来不抱期望，那么他对贫民窟作为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孵化器却充满信心。从加拉加斯山脚的贫民窟、太子港臭名昭著的“太阳城”（cite soleil），再到巴黎种族隔离的郊区，戴维斯认为最令人振奋的政治斗争是由大城市中那些被边缘化的“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所掀起，并创造一个无尽的街头斗争的未来。擅自定居者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左翼政治的可能性在哪里？当上世纪末的城市问题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过去，新的亟待解决的现状又急迫而来，扣问我们持续眺望的未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