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3)

第三世界贫民窟：城市化加速与城市衰退并行不悖
如果说维多利亚帝国主义晚期（1870-1990）的城市贫民窟，犹如第一世界地盘上开辟出的“第三世界”；那么1978年以来残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风盛行，则导致城市贫民窟化的灾难性进程真正地发生于第三世界城市之中了。戴维斯痛切指出第三世界城市化不得不正视的吊诡现实：我们往往以为城市化的繁荣，意味着城市自身的繁荣，但很多第三世界城市（并非全部，中国即例外）在上世纪末经历的城市化飞跃，却与城市自身的衰退并行不悖——贫民窟的大量滋生就是明证。
殖民时代，英国人可说是殖民地最大的贫民窟制造者。为了维持“白人城市，黑人乡村”的殖民理想，非洲警察局强迫当地劳工居住在城市隔离带和限制区边缘——那些臭名昭著的棚户区中。南非认定城市移民是非法行为，内城之中历来居住于此的有色人种社区也曾遭到残酷铲除。印度次大陆的《侵占法》亦如是，禁止擅自定居和街头贩卖；商业区周边的贫民窟作为“罪恶之源”而被清除，以留出环绕殖民者和本国中产阶级区的隔离地带。在印度、缅甸和锡兰，殖民者拒绝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或提供基本公共设施给当地居民。这样的种族与城乡隔离，自然遭到了本土受害者英勇而激烈的抵抗。
当年欧洲殖民主义制造的无数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基础公共设施的缺乏），也被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的本国精英继承下来。从第三世界殖民地独立浪潮兴起，再到198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劳动力早已翻了不止一番，贫民窟也是此时普遍兴起于第三世界。其中一个原因在于，20世纪下半叶之前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农业人口根本没有进入城市的权利——殖民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国家（尽管是由农业革命所赋权）普遍采取城乡分隔的政策——这种理念显然不符合大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1970年代以来，全球南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兴起，但很多地方贫民窟的增长却超越了城市化的速度，很多大工业城市都出现工厂倒闭和去工业化的倾向。比如，全世界城市边界增长最快的亚马逊流域，80%的城市增长是贫民窟增长，它们大部分没有公共服务和市立交通运输系统，使得“城市化”成为“贫民窟化”的同义词；而回顾21世纪末的墨西哥市，城市专家发现60%的城市增长基本上是人（特别是女人）的增长。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勇敢地把自己的居住区兴建在无任何公共服务的外围土地上，而他们赖以为生的非正式工作在总就业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