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2)

今天，距戴维斯之作发表已有十载，有关贫民窟全球性生长与治理的新续篇不断书写出来。如今再读其作，关键不在印证那些悲观“预言”是否变为现实，而是追索这本书对上世纪第三世界城市化动力、贫民窟盛行原因的具体解剖，以及它对政府治理失误上毫不留情的锐利批评——尽管作为地理学家很难从建设性政策上做出具体倡议，但对可能的危机及应对保持清醒至关重要，尤其在当下。曾经，那些模糊了城乡边界的“夹缝城市”（in-between city）、“城乡融合区”（desakota）被地理学这们赋予了种种希望与可能性：导向城乡联合的道路，或成就新兴的城市形态。不过，各种经历告诉我们，它们终究还是被视作暂时的转型期景观——清理之最为简易。假如土地规划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暴力与创痛不可避免，幸存于此的人要如何找到回家的路？这本书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提供了一些历史因由与可能答案。
贫民窟扩张史：从维多利亚式的诽谤，到成为全球性问题
现代都市贫民窟的现象由来已久。
最早在公开出版物中定义贫民窟的是作家哈代·沃克斯（Hardy Vaux）。在他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已在法国、美国和印度流传，成为广泛认可的国际现象。
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视道德维度为关键，而有关贫民窟的想象则往往是阴暗可怖且不道德的。经典的贫民窟形象，以破烂住宅、过度拥挤、疾病、贫困和邪恶的混合为特征，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在放荡狂欢之中堕落。当年，一大批文学作品乐此不疲地反复书写那些城镇角落的可怕故事，这些故事一度取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
1854年，《城市中的人性》（Humanity in the City）一书中，查平牧师狂热地写道：“野蛮不是在阴暗的森林中，而是在煤气灯下和警察眼中；带着一种战争狂欢和夜总会般的狂热，他们衣冠楚楚，内心却与犯罪分子一样残酷。”40年后，新的联合国劳工部对美国廉价公寓生活所做的第一次科学调查《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的贫民窟》，对贫民窟的定义仍然充满污名：“肮脏的背街地区，特别是当其为一些流动和犯罪人口所居住”。
2003年联合国人居署出版的报告《贫民窟的挑战》终于抛弃了那些维多利亚式的诽谤，以数据和分析对城市贫困的状况做了第一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清算。20世纪下半叶，第三世界的城市化速度迎来了惊人高峰，令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也望尘莫及。贫民窟，正是此时大量兴起于第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