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5)

自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的虚幻许诺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城市化以非常危险的速度增长，这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性兴起息息相关，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农民的“现代化”被放弃了。来自欧洲的非洲文化学者布赖森（Deborah Bryceson）指出，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al adjustment programs，SAP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限制，第三世界农业投入和乡村基础结构建设的补贴被大幅削减。国际金融制度“成败全靠自己”的经济策略也施加在农民身上，农业生产者被赤裸地被推入了全球商品市场。
贫民不得不涌入城市，如前所述，城市并非一块福地，人们面临实际工资下降、商品价格暴涨，城市失业率增加的情形。城市已经不再生产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即便如此，放松管制的农业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所强加的金融规则，导致乡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入贫民窟中去。
贫民窟的问题来自去工业化而非工业化——进口替代工业，公共部门日渐缩小，城市移民的居住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糟糕的是，1980年代末，世界银行主导了住房供应的全面私有化，强加给债务国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要求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方案，最关键的成果之一就是住房市场私有化。
贫民窟不可避免地成为解决剩余人口居住问题的临时处方——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为全球南方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新建房储备提供了地皮。非正式住房的所有权，是拉美左翼或加尔各答印度共产党长期奋斗的目标。然而，土地所有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加速了贫民窟的社会分层，对救助城市中绝大多数的真正贫民毫无帮助。在这些地方，土地购买和所有权正规化产生了垂直的社会分层，在那些一度极富战斗精神的擅自定居者运动内部制造了痛苦的竞争。另外，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也介入了这些问题，戴维斯认为，那些有关“赋权”的甜蜜官方保证，实际上回避了全球不平等和债务等核心问题，最终只是沦为语言游戏，缺乏有效缓解城市贫困的宏观政策。
贫民窟成为无可奈何的解决方案，但擅自定居型增值住房的代价和后果，被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所营造的幻象与承诺浪漫化了，城市贫穷地带的非正式就业与非正式居住被误认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好办法——贫民窟的人虽然脏乱差，但他们会乖乖的待在那里过自助自足的生活。政府空头支票一般的建设承诺，则进一步制造出数百万被“调整”暴力弄得流离失所或前途暗淡的乡村移民与普通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