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怀疑论者与独行侠的……思想斗士福柯(5)

关于独行侠，是让-克劳德·帕塞隆（Jean-Claude Passeron）建议韦纳以此称呼福柯的，韦纳认为这个词很好地勾勒了福柯的那种敏捷、优雅的形象，还有总伴随在他身边的笑语欢声。同时他也指出，福柯这位独行侠并不总是“对一切都心怀否拒”，并不是那种阴郁的悲观主义者（77页）。在全书最后一章“独行侠的肖像”有不少精准、深刻而又动情的描述和分析。如果从思想光谱与行动选择来看，韦纳认为福柯“这位所谓的左翼……是一位‘非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的非左）非右’的尼采主义者。他从来都是不合时宜的（用尼采的话来说），从来都居于他的时代的外部。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者，这也足以使人将他归为左翼”。但是无论福柯是如何“非左非右”，有一点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他只有在左翼战士当中，只有通过《解放报》，“才能找到在他的个人战斗中可以依靠的同志”（249页）。
福柯在现实面前从不选择忘记，“他看到，这个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他而言是没有合法性（legitimite）可言的。他刻苦工作，并不生活在永远义愤填膺或狂热好斗的状态之中，但却保持消息灵通，并时常出手，打击不可容忍的流弊”（251页）。作为一位永远在出击的既非乌托邦的亦非虚无主义的、既非保守的亦非革命的改良者；他眼光敏锐，无情地洞穿迷雾而看到了种种独异事物的任意性质（263页）。
但是作为独行侠的福柯并没有随意鼓动别人和他一起去战斗，他曾经在课堂上说他不会告诉诸位这是你必须加入的战斗，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这么说。在他看来选择立场和决定是否介入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他既不会为这些选择做论证，也不会将它们强加于人，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这些选择是正确的。“我不会将我自己展现为一个普遍的斗士……如果说我确乎为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业而战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事业对我来说，对我的真正主体性来说，是重要的”。他为了反对法国监狱的高度警戒区而采取了战斗行为，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不可容忍的；而“当一个事情是不可容忍的时候，你就无须再忍”（ 220-221页）。更重要的是，他只是提醒别人“去认识你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你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265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才是最根本性的问题。
由于韦纳是福柯的挚友，因此他的这本书是个人性很强的思想评述。如果从福柯与历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还可以同时阅读和参照福柯研究专家克莱尔·奧法雷尔（CJare O"Farrell）的一篇综述性的长文，其中有些论述可以看作是对韦纳著作的补充和回应。她在论文中指出福柯著述的中心是关于真理与权力的问题：福柯审慎而又坚定地把权力和真理从先验领域移置到历史叙事之中，一方面关注的是哲学的而非在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学问题，关于“真理问题”的研究不是为了寻求永恒真理的不变定义，而是为了审查在历史中真与假之间的划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把权力界定为一种在其被施展时才存在着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权力彻底成为历史性的。因此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个体都参与了权力与反抗的关系逐步展开的历史。（克莱尔·奧法雷尔《米歇尔·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