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怀疑论者与独行侠的……思想斗士福柯(6)

历史和文化的无意识》，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2013；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24-225页）这可以看作是对保罗·韦纳关于“真理的社会学历史”的一种回应。同时我想起了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历史哲学，他在《城邦的世界》中说，“历史”的本质所在就是“为秩序的真理而战！”，“人类由此而被发现是以历史的方式向真理意义上的更高生存水平前进的”（《秩序与历史》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70、72页）。在真理与历史的问题上，可以说福柯与沃格林不谋而合，也就是我曾经在一篇关于沃格林的书评中所讲的：对于历史研究本身，我们应该再次强调的是：
历史学家应以面向真理的方式向历史探询。
奧法雷尔关于福柯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影响是这样说的：“福柯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他深思熟虑地着手挑战大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寻求把人类历史某些方面予以普遍化和去历史化的观念。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不是在孤立地进行工作。……他与激进的科学史家们和年鉴学派，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他的工作不断提供着丰富的工具——方法论的和经验的工具，而历史学家们和其他人，在范围广泛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职业性学科的各项科目中，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工具。福柯的工作处于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交叉点上，这也许是其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关键点之一。”（同上，245页）应该说这是对保罗·韦纳关于福柯思想与历史研究关系的相关论述的很好补充。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福柯的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方面，奧法雷尔与保罗·韦纳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她指出：
“福柯希望通过他的历史实践，能帮助人们明白他们能够做出选择，而非仅仅让自己俯首帖耳地去践履那些坚固的历史传统或者屈从于不变的制度性结构的重压。……这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其处境为何，都有着某些回旋余地。……无论限制为何，处于什么样既定处境下，人们都有能力做出选择。”（同上，234页）我忘记了福柯在哪里说过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比自己想象中自由得多。”这也印证了韦纳和奧法雷尔对福柯关于历史实践与现实关系的解读是对的：从历史实践的视角来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无法被彻底剥夺的自由，无论如何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